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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宫廷御医档案揭秘:御医
发布: 来源: 点击数:16222 时间:2013.9.22

连载:御医???作者:赵阳???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言
  御医,他们不是普通的医生,他们诊断的也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比他们尊贵百倍的皇上、皇后、太后以及皇子、皇妃……,也许这就是他们职业的独特性,翻开冗长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各朝各代都有关于宫中医事的记载,这些事件的主角就是这些给帝王治病的御医们。
  历史上关于御医的叫法很多,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职责分工也各不相同,从最初的医巫共侍皇上,到后来越来越庞大的太医院,为皇宫贵族提供医疗服务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跟我们今天的一个综合医院差不多,不过这个医院是只为少数皇宫贵族服务的。在这个组织中,御医也进一步有了更细化的角色,有做管理的,有专为皇上诊脉的,有采药制药的,有尝药的,还有负责记载处方、整理档案的,本书所要披露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在御医中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太医院里的御医,他们有的已经是朝中官员,有的是在民间行医,由于他们出色的医术被世人传颂,皇室因此经常会请他们给自己治病,他们是皇帝钦点的御医,通常这群“钦点御医”治愈的都是疑难杂症,治疗的手段都非同一般,其中许多医案都成了后人传颂的佳话。
  御医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皇帝的安危,因此即便他们地位低下,但是一旦能够治愈皇宫贵族的病,得到皇族的信任,那他们就能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然而也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诊治失误,抑或是皇上的一念之差,这些荣华富贵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御医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光明还是黑暗,他们心理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人所能想像的。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看到那种光怪陆离的御医生活,他们有采取中庸之道,不求治好,但求治不死的;有卷入政治纷争,为一己之利,不惜施下毒手的;有为了医好帝王的病不惜以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也有正直不阿,敢于直言的;有与帝王结为莫逆之交的……这些故事,让人看着或感动,或惊叹,或憎恶,或怜惜,或无奈,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编织了这样百感交集的生活,留给我们今天卷案沉思……
  御医留给我们更多的是那些值得借鉴的珍贵医方,在今天高科技的医疗技术下,有些可能已经被摒弃,但是还有很多在保健养生美容方面的中医之道,仍然是今天所推崇的。古代医疗技术虽然落后,但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医家也会倾尽全力为皇帝保养,于是也有了很多长寿的皇帝,这是现代人都望尘莫及的,今天我们能够有幸看到这些秘而不宣的宫廷秘方,从中获取有益的保健知识,也要感谢那些在治病救人过程中,不忘整理经验、着书留存后世的御医们,这些珍贵的资料也让我们能够得以与之更亲密地接触。
  不论每个御医的历史足迹怎样,他们留下的是美名还是臭名,但这个群体在历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试图从史料中搜索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把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把他们的经验展现给今人,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特殊的人群,了解他们生活的全景。同时,本书也力求着眼于精选一些养生、保健及美容的心得,让这些尘封已久的宫中秘方能够古为今用,对今人有所借鉴。由于时间的仓促,作者本人也非从事医学专业,因此本书可能还有很多遗漏、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医巫共舞,御医始叫“疾小臣”
  夏商周时代,有关医事的记载很少。从这些现存的资料中看,医生首先出现在宫廷中。在西周之前,医生都是为帝王服务的御医;到了东周春秋以后,一些民间医生才开始产生;战国时期,可以看到有关太医、太医令的一些记载,从而才对宫廷御医和民间医生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划分。
  殷商时期,可以说是医学的一个萌芽阶段,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其中也不乏记载着一些与殷商王室密切相关的医疗活动,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运用一些药物、针灸乃至按摩、食疗、药酒疗法等等,那时候医疗技术还相当落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非常缺乏,很多疾病都无法运用医疗手段来诊治,因而更多地求助于巫术。专家们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疾小臣”一词,应该是当时管理商代宫廷医药的医官。疾小臣属卿士,是巫医的管理者,职责除了占卜以外,还负责针灸、按摩、药物等,从其职责看,疾小臣可以算是最早出现的御医。不过,在巫医共存的殷商时代,巫是时代的主宰,掌握着国家的命脉,医巫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着,这个时候显然医的地位要低微很多。


医生分四类,食医地位高
  周武王灭掉商以后,建立西周,从西周到以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宫廷医疗的一个渐进发展时期。周代建立了典章制度,《周礼》中对周代各个官职的划分非常详细,其中对于医疗活动,按照职责的不同,设立了不同岗位。周代最高的医疗行政长官叫做“医师”,他负责整个医药的行政管理和药品的管理,“医师”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另有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其中:医师中的上士和下士主要负责医政管理、监督和考核;府管理宫廷药物的保管和供应;史管理宫廷医药的文字资料;徒就是打杂的,他们有的需要护理病人,有的干些杂务。而医生则根据不同职责分成了四类: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食医二人,位居中士,在医生中地位最高,他们是负责周王及王后饮食的专职营养医生,主要任务是保证王室的健康。食医是由“膳夫”来领导的,膳夫是周代饮食官吏的最高管理者,位居上士,王室的饮食由他们统一安排;疾医八人,位居中士,他们是负责王室疾病的内科医生;疡医八人,则是外科医生,地位次于疾医,属于下士,负责治疗一些皮肤外伤、骨折等疾病。兽医四人,顾名思义,就是治疗家畜疾病的医生。
  从医生的分类上看,一方面反映出周代非常重视帝王的健康养生,通过食疗来达到养生目的是当时所推崇的方式,因此食医的地位要比疾医、疡医还要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医疗水平还比较低,疾医、疡医在治愈疾病方面还不能得到王室更多的信任,这也是导致他们的地位并不高的原因。在周代,医生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为王权服务的御医,只是分工更为细化,这也促进了医巫的进一步分离,在周代,巫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下降。


  延伸阅读
  《周礼?天官》原文选读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  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


考核分五等,论功行赏
  医师负责对各个医生的业绩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决定每个医生享受的不同俸禄。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的依据是御医们治疗的效果,分为五等:十全,即治愈率达100%为上等;十失一,治愈率达90%为二等;十失二,治愈率达80%为三等;十失三,治愈率达70%为四等;十失四,治愈率达60%为五等。每个级别享受不同的俸禄。周代还规定了在看病时如果医治不当,病人死亡,必须记录下病例以及死因,并将资料上交医师存档,体现出周代在宫廷医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神医扁鹊死于御医毒手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着名的民间医生,生活在动乱的春秋时代,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多次被召入宫,给很多王侯治过病,跟宫廷医疗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史载中的扁鹊,医术之高明,已经非同凡人,其中有三个最着名的医案。
  扁鹊诊赵简子昏睡,说的是晋昭公时代,赵简子是晋国的大夫,由于当时大夫当道,因此朝中大权都掌握在赵简子手中。有一天,赵简子突然卧床不醒,整整昏迷了五天,于是召来扁鹊给他看,扁鹊查了脉象后说,赵简子的血脉很正常,根本没有病,不出三天自然就会醒过来的。果然还不到三天,赵简子就醒过来了,醒来后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帝授命自己去完成大业。原来,这个赵简子并不是真的生病,而是佯作生病,借故托梦,为他独揽大权找借口,以前秦穆公也曾有过类似昏睡七日的事情。扁鹊没有被赵简子昏睡的假象所迷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确实令人赞叹。
  扁鹊治虢国太子的病例更为传奇,一次,扁鹊路过虢国时,听说太子死了,就向旁人打听了太子的一些病情,心中有数后,扁鹊请求进宫看看太子的仪容,并声称能让太子死而复生,大家都很惊讶,虢国君王威胁扁鹊说,如果扁鹊不能让太子活过来,就要把他扔到深山沟里去。扁鹊切过脉后,确认了自己的想法,太子得的是尸厥症,只是一时气厥休克而已。于是扁鹊快速地在太子的头、胸、足等几个穴位进行施针,并热敷太子的腋下,果然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了,之后太子继续服用了扁鹊的汤药,很快就康复了。这件事被大家广为流传,世人都说扁鹊是起死回生的神医。
  扁鹊给齐桓侯看病也很经典。扁鹊第一次见到齐桓侯,只看了齐桓侯一眼,就告诉他说,大王您生病了,已经显现在肌肤,不赶紧治疗的话就会加深,齐桓侯不置可否。几天过后,扁鹊又来拜见,这次扁鹊告诉齐桓侯,大王您的病已经行到血脉,你一定要赶紧治疗,不然的话就更重了,齐桓侯听后很不高兴,心想我不是好端端的,哪里有什么疾病,对扁鹊非常不满。又过了几天,扁鹊再来拜见时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肠胃了,不治就更加危险了,这次气得齐桓侯把扁鹊赶了出去。不久,扁鹊再去看齐桓侯的时候,这次他只看了一眼,就转身跑了。齐桓侯十分奇怪,赶紧派人去追问,扁鹊说:病在肌肤的时候,用汤药热敷就可以治愈;在血脉时,针灸可以治疗;在胃肠时,则可以利用药酒的效力治疗;但是入了骨髓就没有办法了,现在桓侯已经病入骨髓,看来是无法医治了。果然如扁鹊所料,桓侯不久就身患重病而死。
  扁鹊一生行医救人无数,而且医德崇高,深受人们的爱戴,但是他的高超医术也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嫉妒。他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带着弟子到秦国行医,刚好秦国国君秦武王头部患有疾病,一发病就会耳鸣眼花,头晕目眩,弄得寝食不安,秦武王听说扁鹊医术十分厉害,就打算请他来给自己看看,秦武王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身边的御医李醯,这个李醯医术平庸,所以一直无法医好秦武王的病,作为同行,李醯当然知道扁鹊的厉害,也非常嫉妒扁鹊的才能。听到秦武王要请扁鹊,他十分害怕,担心扁鹊一旦治好秦武王的病,一定会受到武王的重用,而自己肯定就要失宠。于是李醯千方百计阻挠扁鹊来给秦武王医治,他向秦武王进言说:大王您的病是在耳之前,目之下,以您尊贵的身份,如果请一个江湖游医来给您治病,万一治坏了,让您耳聋眼瞎,那可怎么是好!而且这个扁鹊很有可能是从别国派来的刺客。这番谗言说得秦武王也犹豫不决,而李醯则借机派人暗中刺杀了扁鹊,一代名医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平庸的御医手中。


神通各显,法无常规
  虽然在先秦时期的各个朝代,医疗技术还很落后,但是历史上记载的着名御医,他们在为帝王治病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从而得到后人的称颂。
  春秋时期楚武王的御医俞跗,最了不起的治疗手段是“割皮解肤”的本领。所谓的割皮解肤,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应该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外科手术,专家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一种气功的运气疗法,通过气功导引术,疏通患者的经络,按摩神经,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即便是这样,这个独特的气功疗法,也是非常不简单的诊疗方法。
  春秋秦景公时还有一名御医叫和的,他曾经给晋平公治病,医和在分析晋平公的疾病时指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这里的阴、阳、风、雨指的是自然气候;晦即夜晚,代指房事;明,即白天,代指日常的起居生活。就是说一些自然界气候因素以及人的饮食起居都会影响身体,从而引起疾病。他说晋平公的病是由于过度沉溺女色,才使得身体精气消耗殆尽,难以医治,医和告诫晋平公对女色应“节之”,言简意赅地说出了对性生活的态度。医和治疗晋平公的医案,可算是较早的对性事有所论述的案例。
  另一个春秋时期的秦国着名御医缓,他被派去给晋景公看病。在医缓来之前,晋景公曾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有两个小孩在自己肚子里说话,一个说:“医缓的医术很高明,他一定会找到我们、害死我们的,我们赶快逃吧!”另一个说:“那咱们俩藏起来,一个藏到膏下(心脏下部),一个藏到肓上(胸膈膜),这样他就捉不到我们了。”于是两人就在这两个地方躲了起来。医缓来了以后,为晋景公把完脉,就摇头说:“你的病已经在肓之上,膏之下,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施行针灸,还是应用药物治疗,都很难达到功效,看来已经不可救药了。”晋景公做过怪梦之后,也料到自己可能无法医治,不过还是惊叹于医缓的精确诊断,于是晋景公重赏了医缓,而成语“病入膏肓”也正是源自这个故事。


  延伸阅读
  《左传?成公十年》原文选读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名医叫??的,他是着名的外科医生,曾经成功地为齐宣王治过痤疮,并为惠王割过痔疮。后来秦国的宰相张仪背部生了疮,肿痛难忍,找医??来治疗,张仪很相信医??,跟他说,让你来治疗,我的背就不是我的背了,你随便怎么处理都行!医??果然没有辜负张宰相对他的信任,很快就治愈了张仪的背痛。
  最后要提到的这位战国名医,堪称悲壮御医,他叫文挚,医术也是非常高,人说他通过观察病人的背部,就能知道病人心腹的疾病。之所以说他悲壮,是因为他在给齐王治病时不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当时,齐王得了抑郁症,整天长吁短叹,无精打采,身体十分虚弱,文挚被请去诊治,他给齐王诊过脉后,私下里悄悄跟齐太子说,大王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但是治好他的病必须用不同一般的办法,这也许会得罪大王,如果那样我可能也难保性命了。齐太子恳求文挚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治好父王的病就行,并向文挚保证,在父王病好之后会向父王解释文挚所做的一切。文挚出于医生的责任,考虑再三之后,决定不惜后果为齐王治疗。他认为齐王是由于思虑过度导致的病证,不能单纯用药物来治疗,必须通过调节心智方能解除病证,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激怒法。他先派侍从跟齐王约定看病时间,但是连续三天都爽约,惹得齐王非常气愤。好容易等文挚来了,可文挚非但不给齐王看病,还不脱鞋就上齐王的床,又踩脏了齐王的衣服。齐王让文挚赶紧给自己看病,可文挚却不理不睬,并故意出言不逊,顶撞齐王,齐王乃一国之君,哪里受得了文挚如此的无礼,气得哇哇大叫,也顾不上君王的威严身份,竟然破口大骂文挚,并且让文挚马上滚开。这一怒一骂,齐王正好将心中的郁气全都发泄出来,没几天齐王的抑郁症就好了。文挚采用的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办法,这在当时确实颇为独到,而且效果显着。可悲的是,正如文挚预见的一样,齐王最终无法原谅文挚对自己的无礼行为,不管太子怎样求情,还是将文挚投到鼎中给活活煮死了。


拿着药囊上朝的秦代御医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辉煌时代,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以后历朝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秦代设立了三公九卿的官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力。包括: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少府,负责皇帝财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物;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在秦代的官职中,正式设有太医令丞,属于九卿下少府所设的六丞之一,太医令丞主管全国与宫廷之医疗事宜,下面分设侍医、医长等职,侍医就是在皇帝身边的御医。
  秦代的御医虽然官位并不高,但是他们的责任重大,需要形影不离皇上的左右,即使是在皇帝上朝时,他们也要拿着药囊侍奉在左右,随时听候皇上的召唤。从《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荆轲受到燕国太子丹的派遣,到秦国去刺杀秦始皇,秦始皇一向小心谨慎,左右的侍卫都是远远在一边守护,不允许太过接近,更别说是一个他国的使者。荆轲就用秦将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的地图作为诱饵,诱使秦始皇允许他向前,并给秦始皇展开燕国地图,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卷轴里面,在地图完全展开的一刹那,荆轲拿起匕首就刺向秦始皇,而秦始皇左右的卫士因为没有命令是不能靠近的,此时根本来不及救主,这时立了功的倒是站在秦始皇身边的御医夏无且,情急之下,他扔出了手中的药囊,挡住了荆轲的匕首,从而使秦始皇逃过一劫。有关御医夏无且医术的记载很少,但是这件英勇救主的事情就足以让他永载史册了。


  延伸阅读《史记?刺客列传》原文选读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
  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也是惊世骇俗,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控制,他竟然下令在全国焚毁《诗》、《书》,并禁止私学。不过在其操纵“焚书”事件的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把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列为不烧之列,这些书幸免于难,也让秦在医药方面的资料文献得以流传后代。在西汉成帝时,就曾命御医李柱国校正前朝“方技”之书,“方技”在古时就是指医学。当时李柱国校正、保存的医书有36家,868卷,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这些书籍后来虽然也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对于汉代医学也是一大贡献。


汉代出现了第一位女御医
  两汉时期,医疗体制基本上都是沿用秦代的太医令丞制,太医令丞仍然作为最高行政领导,而下面医官的分工则逐渐变得细化。设有太医监、侍医、尚药监、药长等职,太医监负责监管医药工作的情况,并向太医令丞汇报;侍医仍然沿袭秦制,直接为皇帝诊治;尚药监、药长,主要是负责药材管理、调制药品。两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不同性别的御医共同为皇室服务的情况,为皇后、公主看病专门设有女侍医、女医、乳医等。在汉代的资料记载中,我国第一个女医生叫做义??,她是自学医术而成名,在汉武帝时受诏入宫,成为一名女御医,专门为皇太后看病。


东汉开始设立专门的尝药制度
  沿袭臣为君尝药的惯例,东汉时候还专门设立了尝药太官和尝药监,由他们来负责药品制作好后的试尝任务,对于这些尝药官,规定他们尝的药量要超过一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经过试尝之后的药,没有发生问题才可以进献皇上。这种尝药制度在以后历代都一直延续着,用以保证皇上喝到的药品安全无毒。


汉代的药品管理已成体系
  此外,汉代还设立了药丞和方丞,他们是管理药品和医药处方的。汉代宫廷中所需药物,都是由全国各地进贡的,各个郡国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本地的名贵药材。遇到宫中缺少某种药材,太医令丞还会派人去地方采购。
  在两汉时期,宫中的御医人数已经达到293人,还有一些杂役19人,负责一些诊疗的杂事,可以说,在汉代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为皇宫提供各种医疗服务的体系。


小女舍身救父,御医妙术得传后人
  淳于意是西汉时期的名医,他在年少时十分喜欢医术,曾跟随公孙光和公乘阳庆学医,公乘阳庆还将黄帝、扁鹊的《脉书》传授给他,并教其五色诊法。淳于意学成出师后一直云游四方为人治病,由于他医术闻名,所以经常被请到宫中为王侯贵族治病。


从面色判断五脏健康状况的五色诊法
五色诊法是中医最常用的一种诊断方法,正常人的面色是红黄相伴,有光泽。但由于个体的差异,所处地区的不同,以及季节、气候、环境等的差异等会有所不同。比如人的面色在春天偏青,夏天偏红,长夏偏黄,秋天偏白,冬天偏黑。五色诊法就是根据人的面部颜色来判断人身体的病证。中医认为人的面色能够反映出脏腑气血的变化,并将面色分为青、黄、红、白、黑五种,根据五行学说,五色对应于五脏,青为肝,黄为脾,红为心,白为肺,黑为肾,因此从面色的变化可推测到五脏的病变。青色一般见于肝胆及经络病证,黄色多数脾胃虚弱,红色则多为阳盛热斥之证,白色一般是气、血、津液病证的表现,黑色则跟心肾疾病相关。而每一种面色中也还有更为具体的区分,再根据具体的颜色来对病人的病证做出基本判断。


  汉文帝刘恒时,淳于意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抓到长安问罪,依照当时的法律,淳于意所犯的罪是要被处以残酷的分解肢体的肉刑,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在押解他去长安的路上,女儿们哭送父亲,这一哭让淳于意心烦意乱,仰天长叹道:“为什么偏偏生的都是女儿,在这种时候,只知道哭,却没办法帮我去找找门路,唉,看来这回是死定了。”就在这时,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表现得非常勇敢,她坚持要跟随父亲到长安,希望能够有机会营救父亲。到了长安,缇萦给汉文帝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上书替父亲求情。她写道:“我父亲一生行医,兢兢业业,一直非常受人称颂。现在他虽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按律应该处以肉刑,但是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况且连肢体都要被切断,那么即使现在父亲想改过自新,也再没有机会了。我一个小女子,身份卑微,甘愿去官府做奴婢,来为父亲抵罪,只求皇上给父亲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缇萦的上书情真意切,汉文帝读后非常感动,最终赦免了淳于意,并且也没有让缇萦去做奴婢,汉文帝还下诏从此废除面部刺字、割鼻、断足等三种酷刑。缇萦的舍身救父令人钦佩,更可贵的是,因为她的英勇行为,使得淳于意的医术能够得以更广泛地流传。
  汉文帝在赦免淳于意的同时,下诏让淳于意将自己治疗的各种病案整理上报,并且传授自己的医术,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病历记录——“仓公诊籍”。淳于意在诊籍中记录了给宫廷王侯及其家属、官吏、随从等诊病的25个案例,在案例中,详细记载了病患的姓名、职业、籍贯、病名、脉象、病情、治疗方法、所用药物、治疗效果等等,更值得称赞的是在这些病历中,他还毫不隐瞒地记录了治疗的效果,对于医治无效而死亡的,也会明确写明,并客观地分析治疗失败的原因,表现出一个医家科学严谨的诚实态度。
  淳于意对于当时医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传授弟子。汉代时流行禁方,禁方是指由名医自己开发出来的具有非常功效的药方,这些禁方始终被掌握在少数的名医手中,必须传给自己的弟子。名医的弟子一般要经过拜师后,并向老师郑重承诺不会随便外泄,才可能得到老师的禁方。名医之间的各种禁方不会互相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医术的发展。淳于意也属其中一个禁方的代表流派,淳于意在学医时也得到了老师公乘阳庆的禁方,不过他没有秘而不宣,而是把自己毕生的经验一下子传给了六位弟子,由于跟随淳于意学习的时间不同,他们分别得到了淳于意的部分医术。比如临淄的宋邑跟淳于意学了一年多,淳于意教授给他诊五脏之脉的方法。之后济北王又派遣他的御医高期、王禹跟淳于意学习经脉术。川王时又收冯信为徒,教授了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徒弟杜信,跟他学习了两年的脉学。后有临淄的唐安来学五色诊法等,还没有完全学成,但是由于也算是淳于意的高徒,所以回去后齐王也让他做了身边的御医。淳于意是秦汉时期有记载的收徒最多的人,他的医术和医德都令人钦佩。


女御医施毒手加害皇后
  淳于衍是史上有记载的女侍医,其天资聪慧,在民间行医中积累了很多经验,精于切脉,通晓医药,有人甚至称她是“女中扁鹊”。不过这个本来可以名垂千古的女御医,却因为利欲熏心而丧失了医德,最终成为在中国御医史上一个让人唾弃的医生。
  史载汉武帝时,宫中有个叫许广汉的侍卫,他有一个女儿叫许平君。许广汉本来在宫中混得不错,有一次不小心把别人的马鞍放在自己的马背上,违反了宫廷的规矩被罚宫刑,做了太监的许广汉对皇帝始终忠心耿耿,仍然还是受到重用。但在一次宫中政变平定后,许广汉奉汉昭帝之命搜查叛乱者的证据,因为失职再次受罚,这次被遣去掖庭服役三年。汉武帝“巫蛊之祸”时,后来的汉宣帝刘询才刚出生几个月就被打入牢狱,之后汉昭帝即位,赦免了刘询,刘询也被遣到掖庭,许广汉和刘询在掖庭结识,并将女儿许平君嫁给了落魄的刘询,不曾想时来运转,昭帝死后,刘询竟然成了帝位继承人,而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也因此成了皇后。
  许皇后被册封后,遭到当时权臣霍光的夫人显的嫉恨,显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皇后,于是在许皇后怀孕的时候,她就开始打起了坏主意,当时淳于衍正好被选入宫中做女御医,专门侍奉怀有身孕的许皇后。淳于衍的丈夫在宫廷里做侍卫,地位低下,而淳于衍认识显,两人关系还不错,所以她的丈夫就托她向显求情,让显在大将军前为自己美言两句,好得到升职。淳于衍见到显之后提出了请求,显一听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这件事情很容易,她肯定帮忙,接着她又对淳于衍说,正好我也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来做。淳于衍赶忙问是什么事情,显说,是想让你帮助我的女儿,这件事只有你能帮得上忙。这几天许皇后身体虚弱,御医们肯定要给她开一些补药,如果你能在皇后的药里下毒,皇后死后,我女儿就能被封作皇后了,以后肯定让你享尽荣华富贵。淳于衍听到显的一番话,刚开始也吓得半死,她推说,药是和其他御医一起煎的,而且也得有人先尝之后才能端给皇后,根本没有办法下手。显又说,这件事如果想做就肯定能成,再说有我丈夫霍将军做后台,谁敢拿你怎么样?就怕你不敢做。淳于衍在显的威逼利诱下只好答应,她把一种毒性很强的草药附子捣成碎末,进入宫中,在给许皇后喂药的时候,偷偷把附子和其他药丸混到一起给许皇后喝下,许皇后喝了之后感觉头又胀又痛,就问淳于衍药是不是有问题,淳于衍敷衍说怎么可能有问题呢,都是御医们一起开方制的药,不久许皇后就中毒身亡了。


  方药解析
  中药附子是孕妇绝对禁用的。
  附子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根。中医认为,附子有回阳补火、散寒除湿的功效。其药性峻烈,多用于阴盛格阳、大汗亡阳、吐利厥逆等危急重证。生附子的毒性是比较强的,临床应用的附子大多是经过专门的工艺炮制的,以去除其毒性而保留其药性。附子毒性来源于其中含有的乌头碱,如果服用不当,很容易中毒,主要表现为口唇、肢体发麻,恶心,呕吐,心慌,气促,烦躁不安,甚至昏迷、抽搐,严重者心跳、呼吸暂停。因此在使用附子时用量要严格把握,而孕妇是绝对禁止使用的。


  许皇后死后有人上书御医服侍皇后不利,把淳于衍和其他御医都抓了起来,显怕事情败露,只好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丈夫霍光,霍光虽然也埋怨夫人做事莽撞,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帮着一起隐瞒,于是他向皇上求情赦免了淳于衍及其他御医。此事过后,霍光的女儿也顺利地当上了皇后,而淳于衍则得到显的很多赏赐,过起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霍家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诛灭九族,淳于衍阴谋毒害许皇后的事情也就此暴露,因此也招致了杀头的厄运。


郭玉体会的御医“四难”
  郭玉在东汉汉和帝时担任太医丞,是当时非常出名的医学家。郭玉的师祖是一位医学隐士,在四川涪水一带以钓鱼为生,世人称为“涪翁”,他以行乞为生,遇见患病的人,就会出手相救,最出众的是针灸和砭石治疗,常常是一针就见效。曾着有《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后来程高拜涪翁为师,学成后也成为一代名医,郭玉早年拜程高为师,从程高那里学到了辨别三阴三阳的脉象,研究用阴阳变化来诊断治疗的方法。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发掘出土了一件裹有黑色重漆的小型木质人形,其上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针灸木人出土地就位于涪江之畔,即汉代的涪水,专家分析这套针灸木人很有可能是涪翁这个流派传授医术的教具。
  郭玉非常擅长诊脉,做太医丞以后,给皇帝及宫中贵人们治病都非常有效。有一次,皇上想试试郭玉的诊脉技术到底有多厉害,派人把郭玉召来,说要让他给宫里的宫女诊诊脉,皇上命人找来几个妃子,又在宫中找了一个手很像女人的男子,让他也混在宫女中,他们都伸出手让郭玉来诊。郭玉一个个把脉之后,就抓住那个男子的手说,脉有阴阳之分,这个人的脉象异常,不像是女人。郭玉精准的诊脉,让皇上赞叹不已。
  郭玉在医术上的高明毋庸置疑,不过有时候在为贵人治病的时候,却不能很快获得疗效,有一次,皇帝让生病的贵人换上普通百姓的服装,叫郭玉到一个简陋的住处去给他治疗,结果,郭玉手到病除。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呢?郭玉总结出“四难”,他说,给尊贵的人看病,由于他们地位高贵,我经常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为他们治疗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自作主张而不信任医生,这是一难;他们经常忽视对身体的悉心保养,这是二难;他们身体羸弱,不能承受药力,这是三难;他们又贪图安逸,不思劳作,这是四难。因为这四难,医生在给他们治病的时候就会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疗,而且害怕治疗不好引致自身的灾祸,所以治疗的时候比较保守,反而影响了疗效。可见,再高明的医生如果面对的是万人之君,都会产生心理压力甚至是恐惧心态,而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这恐怕是每个御医都难以避免的心理障碍。
  郭玉所师承的,也是当时禁方的一个流派。不过他在宫中一直做太医丞直到老死。郭玉没有传授弟子,而且也没有着作传世,这个禁方的流派也就后继无人了。


北周御医职位划分最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大部分医疗制度基本沿袭秦汉,都是设太医令来统一管理,其下根据职责也设有药典御、尚药监等。南北朝时期建立太医署,具有医药行政管理的职能。其中北朝的北周仿周代的建制,分职比较细,设有太医中大夫和太医下大夫,下面又设太医丞、中藏药丞、尚药局丞、小医下大夫等职,协助太医令做行政管理工作。而具体的医生也分为侍医、御医、侍御师、小医上士、小医中士、小医医正、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等等,属于天官。兽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属于夏官。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类别中都有不同的官阶区分,这更加有利于对医生医疗业绩的评定及官职的升迁。


太医博士执掌医学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太医令秦承祖,在针灸方面非常出名,而且着述很多,宋文帝时,他向皇上奏书,申请设立医学,进行医学教育,他的奏书获得批准,从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由官方兴办的医学教育,打破了在此之前以师徒传授和家族相传的医学教育模式,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医学人才。北朝的时候还出现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的官职,这里的博士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学位概念,而是相当于教授之类的教育职位,是在太医署里进行医学教育的人。官办医学教育,使这个时期的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御医人才辈出,这些名医在医术上获得认可后,受到宫中的重用,并可以因此而加官晋爵,享受皇上的大量赏赐,社会地位极高。


御医主持官修医书工程
  在南北朝时,还开始重视医书的编撰,比较出名的包括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这些医书多记载的是临床实践的病例,对于当时医疗技术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三部医书是官颁医书的代表作,因为当时各地治病看病处方比较混乱,没有相应的规矩,因此颁布这样的医书是对各地医术的一个整理归纳,使各地在治疗时就有了统一的参照标准。由于编写的内容非常繁杂庞大,一个人的力量难以胜任,所以都是由官府指派有名的御医作为主持,像李修、王显都是当时有名的御医,由他们来邀请组织各方名医,聚集在统一的地点集中一段时间大家一起编写,由于都是名医,在编书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有很多交流,像是一次学术交流会。他们对各自收集的资料审核、筛选后还要精编,最终分卷成书。这些书籍编辑完成后,会通过官府的行政渠道向各地统一颁布,要求各地都要以此作为规范,学习并应用于实践,所以官府颁行的医书比起个人的专着更有影响力。


发明寸口切脉法,细分24种脉象
  王叔和是汉末至西晋年间最着名的御医,关于他的籍贯有两种说法。史书中记载王叔和是晋朝高平人,今天对于高平这个地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说是在山东,一种则说是在今天的山西高平。而在山西高平曾出土过制药的石窑以及制药用的石臼、碾等工具,据分析这些很有可能是王叔和当年留下的,由此看来说王叔和是山西人可能更合理一些。
  王叔和曾做过曹操的专职侍医,后来又当过王府侍医、皇室侍医,最后还升到太医令。他学识渊博,非常喜欢钻研,他对这个时期的医学贡献主要是他着述的《脉经》和整理东汉着名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脉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研究脉学的书籍,前代的医家虽然对脉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却始终没有能够总结归纳,对于脉学中涉及的脉象名称、诊脉方法等等都比较混乱,王叔和通过多年的行医经验,对诊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范。首先对于诊脉的方法,在古时,诊脉的方法叫做“三部九候”,三部就是指人的手、足、脚,每一部下面又按照天、地、人分为三候,这样一共九候,因此患者在接受诊脉时就要从头诊到脚,过程十分繁琐。而王叔和创立了寸口切脉法,这种方法只需诊断病人的腕部,将示指、中指和环指放在病人腕部的寸、关、尺部位,由此可以诊断人体内脏的疾病,王叔和还提出了寸、关、尺三部脉与脏腑的关系:右手的寸部可诊断肺和大肠的疾病,关部可诊断脾胃的疾病,尺部可诊断命门和三焦的疾病;左手的寸部可诊到心与小肠疾病,关部可诊到肝胆疾病,尺部可诊到肾和膀胱的疾病。这种寸口诊脉法确立后,后世的医家一直沿用至今,所以王叔和在诊脉方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切脉在古代是医生了解病情最重要的手段,但是由于是用手来感觉,可能每个人感觉都会有所误差,而这个误差可能就会酿成大祸。所以王叔和在细分脉象时,对相似的脉象如何分辨做了系统的描述。他首先确定正常的脉象,即平脉的概念,这通常是以医生的呼吸来计算,一呼一吸,脉搏跳动四次,相当每分钟70次左右,这是正常的脉搏速度,平脉的特点是不浮不沉,不快不慢,和缓有力,节律均匀。与平脉做比较,王叔和又细分出了24种脉象:浮脉、芤脉、洪脉、滑脉、数脉、促脉、弦脉、紧脉、沉脉、伏脉、革脉、实脉、微脉、涩脉、细脉、软脉、弱脉、虚脉、散脉、缓脉、迟脉、结脉、代脉、动脉,对每一种脉象,王叔和描述得十分细腻,同时言简意赅地准确指出诊脉时的感觉,特点非常鲜明,就像口诀一样,比如说到“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表明其脉搏显现在浅表的部位,“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是一种圆滑的感觉,气实血涌,往来流利,这种脉象属于实热。妇女如果没有病,却有滑脉,则可能是怀孕的征兆。王叔和还特别提出了相似的脉象,诸如浮脉和芤脉相似,弦脉和紧脉相似,沉脉与伏脉相似等等,他也指出了相似的脉象如何区分,比如沉脉和伏脉,前者轻按不容易探到,需要重按才能摸到,而伏脉则要极重才能按到。提出相似的脉象,并加以仔细区分,可以使医者在诊脉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在《脉经》中,王叔和还提出了季节、气候变化对脉象的影响,人体在春、夏、秋、冬四季,由于生理适应环境的变化,脉象也会有所变化,王叔和总结出“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四季脉象特点,就是说春天的脉象微弦,夏季的脉象微洪,秋季的脉象微浮,冬季的脉象微沉。如果在某个季节出现不该出现的脉象,也会提示人体生病。对于脉象的诊断,王叔和还提出了因人而异的论点,就是不同性别、年龄、体质以及不同体形的人,脉象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肥胖的人,脂肪较厚,脉自然会沉一些,瘦人则浮一些;妇女的脉象多细一些,小孩的会快一些,老人的会弱一些。王叔和的《脉经》,在唐代还曾作为太医署里医学教育的必修课目。《脉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其影响力还远及日本、阿拉伯等地,这些地方对脉学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建立在《脉经》基础上的。
  王叔和的另一个贡献是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时期的医学巨着,那时候书都是写在书简上,加上连年战争,书籍很难留存。王叔和做太医令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四处收集整理《伤寒杂病论》的书籍原稿,最后终于把原书的大部分书稿都收集完整,并着手进行编辑整理,在修复原书的过程中,王叔和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其中《伤寒论》主要是记录各种伤寒病证的治疗方法,而《金匮要略》则是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虽然后人认为他对原着进行修改可能有悖张仲景的初衷,但是如果没有王叔和的整理编辑,这本医学名着可能会永远遗失,正如清人后来所说:“苟无叔和,焉有此书?”所以无论怎样,王叔和都是功不可没的。


徐氏家族——名医辈出的御医世家
  虽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官办的医学教育,但是世袭的医学家族仍然存在,徐氏家族七代当中就出了十二位名医,而且其中徐道度、徐文伯、徐成伯、徐之才、徐之范都曾进入宫廷,有的进入太医署任职,有的还被皇帝封为高官,得到皇帝的器重,经常要给皇帝及皇族治病,医道十分精湛。


  延伸阅读
  《南史?列传二十二》原文选读
  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
  文伯恻然曰:“若刀斧恐其变异,请针之立落。”便泻足太阴,补手阳明,胎便应针而落。两儿相续出,如其言。


  徐家从医基业的创始人徐熙,曾做过南朝宋濮阳太守,后来跑到秦望山做了个隐士,有一天他遇到一位道人,道人留给他一个葫芦,告诉他:“你的子孙应该用道术来救人,而且会尽享富贵。”徐熙打开葫芦,里面竟是一卷《扁鹊镜经》,于是他精心研读,不久医术就名震天下。
  徐熙的儿子徐秋夫秉承父业,也成了一位有名的医家,传说竟还给鬼治过病。徐秋夫的两个儿子徐道度和徐叔响,医术也十分出色。
  徐道度内外科都很擅长,但是他脚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不太方便,宋文帝为了让他给皇子看病,就允许他乘着小车入宫来看病。经徐道度治疗的病患,都是手到病除。宋文帝曾感慨说:“天下有五绝,都出于钱塘一带。”这里的五绝就是当时善弹琴的杜道鞠、擅长诗文的范悦、善于模书的褚欣远、善于围棋的褚胤,另一绝就是擅长疗疾的徐道度。徐道度着有《疗脚弱杂方》,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治疗脚气病的专着。
  徐叔响,对针灸、小儿科、本草学等都有研究,且着述丰富。
  到徐家第四代,徐道度有一子徐文伯,徐叔响有两子徐嗣伯、徐成伯,这三个人的医术也是声名显赫,颇多成就,让徐氏家族的医名进入巅峰时期。徐文伯一直都在帝王身边做御医,有很多治疗病证的绝招。宋孝武帝时,路太后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其他御医都束手无策,叫来徐文伯,徐文伯诊脉后说:“太后的病应该是石搏小肠。”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胆结石、泌尿系统结石之类的疾病,之后徐文伯用了消石汤进行治疗,太后很快排出了结石,肚子也就不疼了,太后因此封赏了徐文伯。宋明帝年间,有一个宫女患有腰痛,疼的时候还会牵连到心脏,病证一发作就会气息欲绝,其他医生认为是“肉?”,可能宫女肚子里有异物,而徐文伯认为是“发”,是由头发引起的病证。于是用油催吐,结果这个宫女真的吐出了像头发样的物体,而且竟然有三尺长,吐后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徐文伯随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出去游玩,遇到一个怀孕妇女,刘昱也略通医术,为了显示自己的诊脉技术,他让徐文伯和自己一起给这个孕妇诊脉,刘昱诊后说:“这个女子怀的是女孩。”接着他让徐文伯诊,徐文伯诊脉后说:“她的腹中是两个胎儿,一男一女,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男孩又青又黑,比女孩还小。”刘昱不相信,这个残忍的帝王为了证实谁对谁错,竟然要剖开孕妇的肚子来看个究竟,徐文伯赶紧拦住,对刘昱说,我可以用针灸就让她很快生下孩子,于是徐文伯在孕妇的足太阴经和手阳明经两处施针,胎儿真的很快就生出来了,正如徐文伯的判断,果然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徐叔响的儿子徐成伯,也是深得当时帝王重用,北魏献文帝听说他本领了得,于是把一个病人安排在帐幕后面,不让徐成伯看到病人,只让徐成伯隔着帐幕给病人诊脉,徐文伯诊过之后,竟然也能明确地说出病人的病情,甚至对病人的脸色以及得病的症状都描述得很准确,献文帝对他的医术大为赞赏,给他加官晋爵,并让他跟随自己身边。后来的孝文帝在外出巡游时,突然染上重病,徐成伯日夜兼程赶到孝文帝身边,为他精心诊治,使得孝文帝痊愈,为此孝文帝在举办筵席时,特意安排徐成伯坐上座,并向文武百官讲述徐成伯用高超医术救治自己的功绩。徐成伯非常善于养生,还热衷于炼制长生丹药,曾经隐居嵩山一年,为皇帝炼制延年益寿的金丹。他自己也经常服用养生药丸,所以到八十岁时,鬓发还没有白,精力仍然十分充沛。
  叔响的另一个儿子徐嗣伯也是治疗疑难杂症的高手,南齐的一个将军因为有怕冷的毛病,当时比较流行炼丹服石,这个大将军就服用了五石散,是用紫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白石英、硫磺等五种石药炮制的丹药,以为可以治好自己的寒证,哪料到,服用之后,反而更怕冷了,徐嗣伯采用了十分独特的疗法:在冰天雪地里,让大将军赤身坐在冰冷的石头上,然后让人用一桶桶冷水从大将军的头上往下浇,这一桶桶水浇在大将军身上,简直是寒冷彻骨,大将军被浇得昏厥过去,旁边的家人实在看不下去,赶紧叫徐嗣伯停手,可是徐嗣伯说,如果想治好大将军的病,你们就不要多管,我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浇了一百多桶冷水之后,大将军开始能动了,背上还开始冒热气,再过一会大将军坐起来要喝凉水,就这样,大将军的寒证让徐嗣伯用这种罕见的治法治好了。
  徐家的第五代,又有徐文伯的儿子徐雄和徐成伯的儿子徐践承袭家业,也比较有名气,只是稍逊父辈。
  徐家第六代的徐之才、徐之范又给徐家医术带来了一代辉煌。徐之才的行医故事我们下面还会着重讲到。徐之范也曾任北齐尚药典御,官至太常卿,也是在皇宫中有名的医生。
  徐家第七代,较为知名的医生是徐之范之子徐敏斋,他博学多才,也颇有成就,不过自此以后,徐氏家族的医学成就也渐渐走向没落。


能言善辩的乖巧御医
  徐之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徐氏家族第六代传人,可以说,他是徐氏家族七代名医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曾经侍奉过梁国魏帝、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北齐武成帝等多个皇帝,在每个皇帝面前都能十分受宠,足见他医术高明,而且对于如何侍主也是很有心得。
  徐之才从小聪慧可人,十三岁就被招为太学生,粗通礼、易,被人称为“神童”。再大一些,他博览经书,又知晓天文,特别是医药,得了家传,更为精通。他不但医术出名,而且口才也非常好,在帝王面前非常知道讨好。
  北齐武成帝长了颗“牙”,就是所谓的智齿,问身边的御医怎么回事,因为长智齿是个平常的事情,于是尚药典御邓宣文就以实相告,结果武成帝非常生气,命人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邓宣文打了一顿。然后又叫来徐之才,让他说怎么回事,机灵的徐之才赶紧上前拜贺说:“恭喜皇上,皇上长的是智齿呀,长智齿的人都会聪明长寿!”结果武成帝龙心大悦,立刻给了徐之才很多赏赐。
  后来武成帝得了一种怪病,老是觉得精神恍惚,幻觉迭出,他时常看到空中有一团五色物,过一会儿这团五色物又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妇,而且高有数丈,再过一会儿美少妇又变成了观世音菩萨。武成帝整日被这些幻觉缠绕,十分痛苦。徐之才给武成帝看过之后,说皇上这是由于“色欲过度,大虚所致”,因为武成帝贪恋酒色过度,造成身体十分虚弱,才会产生幻觉。徐成伯应用一些滋补的汤药,这些汤药服用过后,武成帝开始感觉这些幻觉变得远了一些,再过了一段时间,就看不到美少妇了,只看见五色物,继续服用汤药后,幻觉慢慢消失了。不过成武帝的病是因为沉迷酒色所致,所以经常还会复发,每次复发,武成帝就要把徐成伯召来医治,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逐步稳定。徐之才就被派到外地当差,不曾想,武成帝再次犯病,这次徐之才赶紧往回赶,但是终于没有来得及赶上,武成帝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就不治而死了。
  北齐武明太后生病,召徐之才的弟弟徐之范进宫给太后看病,回来后徐之范告诉徐之才一个童谣,徐之才根据这个童谣进行拆字,并且依据自己以前给太后看病的情况,预测武明太后不久就将不治而死,果然不出他所料,武明太后没过多久就死了。
  此外,徐之才在药剂学、妇产科上也有很深造诣,曾撰修《雷公药对》与《药对》,把药分为宣、通、补、泻、涩、滑、燥、湿、轻、重十剂,根据这些药物的属性,他们治疗的病证也是不同的。如宣剂可治疗瘀塞不解之证,如生姜、橘皮等。通剂可以帮助滞气下行,通草、防己属于这类。补剂可以补益身体的虚弱,如人参、羊肉等可以补虚。燥剂,能够吸收湿邪,消除肿痛,如桑白皮、赤小豆等等。
  徐之才归纳的这些药材与疾病的关系,为后人在用药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徐之才还提出孕妇逐月养胎法,提出在怀孕的各个阶段,要注重饮食调摄,注意劳逸适度,讲究居住衣着,重视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等,这些有关孕妇调理、胎教的观点都是创造性的。
  徐之才相当高寿,80岁才去世。他还着有《家传秘方》、《小儿方》、《明冤家录》等书,不过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有两个儿子,但是在医术上都毫无建树。


惨遭杀戮的御医们
  这里要讲到的是这个时期御医中的几个倒霉蛋,他们有的因为心术不正,犯下罪行;有的是因为命运不济,侍主无功,最后都得到了同一个结局:惨遭杀戮。
  先说说程据,他在晋武帝司马炎时做了太医令,程据为得到皇帝的宠爱想尽办法,他曾经十分滑稽地向晋武帝进献了一件用雉鸡头做的裘衣,结果晋武帝不但没有嘉赏他,而且认为是奇装异服,不符合祖宗的礼数,命人烧掉了裘衣。晋惠帝司马衷是个有点弱智的皇帝,无法亲理朝政,所以朝中的大权掌握在皇后贾南风手中,贾皇后因此胡作非为,程据为了讨好贾皇后,竟然不惜与之私通。朝廷忠臣看到贾皇后行为如此不检点,而且恣意妄为,都十分愤怒,于是他们商议要迎回太子司马??,废掉贾皇后。贾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十分害怕,就暗中命令程据利用太医的便利,设计加害太子司马??。程据制成巴豆杏子丸,想乘机放到太子的食物中毒死太子。好在太子司马??十分警觉,一直都是自己煮饭,使得程据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最后情急之下,程据派了个亲信混到太子家中,用药杵打死了司马??。事情败露后,程据终于难逃一死。
  西晋齐献王司马攸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为人忠厚,又有才干,因此深得朝中大臣的拥戴,而晋武帝司马炎忌妒心很重,看到群臣对司马攸如此景仰,生怕司马攸势力渐大,篡夺自己的皇位。所以就想把司马攸派到边远地方,以了却自己的心病。司马攸心知司马炎的用意,一直推脱身体不适而没有成行。但司马炎还是坚持要他去,一来二去,司马攸因为心中激愤结果真的生了病,司马炎就派了御医前去诊视司马攸,而御医们只知道揣测晋武帝的用意,生怕回去被皇上责骂,明明司马攸重病在身,御医们却禀报皇上说司马攸并没有什么大碍,于是晋武帝更加怀疑司马攸是故意不去,所以再次下令让司马攸尽快启程赴任。无奈的司马攸只好带病出发,结果在路上没走几天就咳血而死。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用心,司马攸死后,晋武帝也依律处罚了给司马攸诊病的御医们,将他们全都斩首。
  但是有的时候,即便是认真求实地治病,由于皇帝的性情变数,御医也难逃一劫,这只能归咎于命运了。晋穆帝时候的前秦主苻生,脾气十分暴躁,素来以严酷刑法治国,因为他是个独眼,所以特别避讳别人说跟残缺有关的字眼,一旦令他不高兴,就难有活命。程延是苻生时的太医令,是一位惨死在苻生手里的可怜御医。史载关于程延的死有两种说法,《晋书》中记载的是苻生让程延做安胎药,苻生问药里面的人参是不是加得太少了,程延当时回答说:“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意思是说药量虽然少,但是足够用了。程延万万没想到,他随口说出的“不具”一词,正是犯了苻生的避讳,苻生马上认为程延是在讥讽自己的眼睛,一怒之下,先挖去了程延的双眼,然后又杀了程延。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记载的又是另外一个故事,说苻生特别喜欢吃枣,有一天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就让程延来看是怎么回事,程延看过之后,就对苻生说,皇上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吃枣吃得多了一些,才感觉脾胃不适,虽然程延说得十分准确,但是心胸狭窄的苻生听了却十分不悦,说:“你又不是圣人,怎么知道我吃了枣!”说完竟然下令把程延给杀了。这个生不逢时的太医令无论是怎么被杀的,都让人感到侍奉一个昏君的御医是多么的可悲!


敢下猛药、敢说真话的御医姚僧垣
  梁武帝的御医姚僧垣,他父亲曾患病多年并因此多年研习医药,后来传授给他,渐渐的姚僧垣也在医术上有了名气。他经历了南北朝以及隋朝几个朝代,也是一位难得的御医。梁武帝本人也很喜欢医药,经常召姚僧垣入宫探讨,还曾经对他进行面试考核,看看他的医学理论究竟如何,结果姚僧垣对答如流,令武帝十分欣赏。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连年的征战中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突然不能说话,眼睑下垂,遮住眼睛而看不见东西,还有一只脚也缩短了,无法行走,从这些症状看,武帝得的是中风。请来姚僧垣看过,姚僧垣认为皇上得的病涉及五脏多个器官,不能一下子全都治疗,要一个一个地治,于是他按照轻重缓急,先用药治疗语言功能,待皇上能够言语自如,就开始治疗眼部的疾患,最后再治疗脚,这样循序渐进地治疗,武帝的病逐渐痊愈了。
  姚僧垣对于不同体质的病人,在诊病时也有独到之处。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因为身体发热,想服用大黄,姚僧垣根据当时梁武帝身体虚弱的情况,认为如果服用大黄会不利于身体,所以劝说梁武帝不要服用,但梁武帝不听,最后还是服用了大黄,过了不久,病情就加重了。后来梁元帝萧绎突然感觉心口发堵,疼痛难忍,召集御医来会诊,御医们都说,皇帝乃是至尊的身体,不可用猛药,应该用一些药性平和的药物慢慢调养,但是姚僧垣却说:“皇上的脉象洪而实,表明体内有宿食郁积不下,因此要用大黄这样的猛药来通便,否则就无法治愈。”元帝信任姚僧垣,按照他的处方吃了药,果然排下了宿便,病也就好了。同样是大黄,用与不用,都是要根据病情来定,姚僧垣深谙其中的奥妙。
  北周时文宣太后卧病不起,御医们众说纷纭,不知如何是好,姚僧垣被高祖叫来询问他的意见,他说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只是看的病人多,经验可能多一些罢了。现在太后的病情,确实令人担忧,恐怕已经没有治愈的机会了。不久,太后就去世了。姚僧垣面对皇帝,敢于直言太后的真实病情,确实令人敬佩。
  姚僧垣着作有《集验方》12卷,《行记》3卷,他在治病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收集整理于这些书中。


碑文居然是医书
  褚澄是南北朝时期一个有名的医生,他家族显贵,一直都做高官,但是由于他精通医术,因此也常常进入宫廷看病。南齐高帝萧道成的儿子生了急症,高帝叫褚澄来医治,经过褚澄的治疗,很快就好了,因此得到高帝的重用。有一次,褚澄在官府中看到一个来办事的李某,他看了看李某的面相,然后对他说,你得了很重的疾病。李某很惊讶,点头说:“是啊,我以前得过一种怕冷的病,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一直治不好。”褚澄于是给李某把脉,并告诉他:“你得的不是冷疾,也不是热疾,而是吃白瀹鸡子过多了。”?白瀹鸡子是一种浸煮过的鸡子,李某吃完一剂褚澄开的药,就吐出一物,内有一雏鸡,等吃完药,李某前后共吐出了13头雏鸡,病也就此好了。
  褚澄对医学最大的贡献是写了一部《褚氏遗书》,他死的时候将这部书的内容刻在了自己的碑文上,希望能够流传后世。果然,在唐朝时,褚澄的墓被人发现,墓碑上的《褚氏遗书》被唐代的医学家编辑整理成书而流传了下来。《褚氏遗书》分为十篇,包括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在书中,他阐述了气、血、精、津液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认为如果人体的阴阳二气失调,就会生百病。在疾病治疗上,褚澄强调辨证治病,根据疾病的部位和性质来治疗,提倡用药少而精,并应根据个体的差异来用药,健壮的人用药就要多一些,虚弱的人则应该减少药量。
  褚澄书中记载关于生育的理论也很多,阐述了生育的年龄、胎儿的形成、生男生女的原因以及遗传等论点,这些观点在今天来看不算什么,但是1500多年前能够提出这些论点,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在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建平孝王的妃子很多,但始终没有生下皇子,孝王心中着急,又选了很多尚未成年的民家子女入宫,也还是没有生子。他就问褚澄怎么回事,褚澄回答说:“男女的结合,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年龄。虽然男子在十六岁精气已通,女子十四岁就月经来潮,但此时并未发育成熟,到了男子三十、女子二十这个年龄之后,男女的阳精和阴血才真正发育成熟,此时结婚才能顺利受孕,而且孕育出的孩子也会天赋很高,身体强壮。通过这个例子,褚澄阐述了早婚早育不可取的观点。褚澄还有另一部着作叫《褚氏杂药方》,不过这本书没有《褚氏遗书》那么幸运,早就散失了。


一脉知生死,一脉知男女
  李修、王显、周澹也是这个时期的御医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李修、王显主持编写的官颁医书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同时他们在治疗上也是卓有成效。
  李修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医术,后来他离开父亲,自己行医,到北魏时进入宫廷做了御医。孝文帝时,文明太后经常身体不适,就常常召李修给她医治,李修用针灸和中药治疗效果很好,因此深得孝文帝和文明太后的赏识,赐给他“车服第宅”,并赐他号为“鲜丽”。李修的诊脉技术也非常厉害,他诊脉不但可以判断出疾病,而且能够预测出病情会怎样发展。当时有一个前朝的元老咸阳公高允,已经有一百岁了,但是精神仍很矍铄。孝文帝和文明皇后非常看重这位长寿的元老,经常让李修给高允诊脉,了解高允的健康情况,有一天,李修诊完脉禀告文帝说,高公的脉气已经衰竭,元气已经很微弱,恐怕不久就会辞世。果然,没过多长时间,高允真的老死了。
  王显出名是因为给文昭太后诊脉。在文昭太后刚怀孕时,出现一些妊娠反应,但是当时文昭太后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太后经常做一个怪梦,老是被这个梦缠绕、惊醒,因此得了心病。王显和徐成伯两人当时都被召来给太后诊治,徐成伯认为太后的病是微感风寒,用针灸和汤药调理就可以了。而王显诊脉后则认为,太后并没有什么心疾,这只是怀孕生男孩的征兆。后来证明,文昭太后确实是怀孕了,而且生下了后来的宣武帝,王显因此被召入宫当上了御医,并一直照顾宣武帝的身体。宣武帝年少时经常患一些小病,都是王显给他医治调理,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王显在宫中一直管理皇帝、太后以及太子的用药。宣武帝死后,朝廷的大臣怪罪于王显,将王显削官流放,从此王显结束了御医生涯,最后悲惨地死去。
  另一位比较有名的医家是周澹,他曾担任北魏的太医令,北魏太祖拓跋珪当时迷恋道教,有个大臣向太祖进献了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拓跋珪设置仙人博士一职,立仙坊,将西山封闭起来,专门用来炼百药仙丹,而且还让一些被判死罪的囚徒试吃这些丹药,不过都没有效果。负责此事的周澹因为需要四处去采集炼丹的药物,觉得非常辛苦,曾试图让皇帝废掉此事,他让妻子收买仙人博士的小妾,从小妾口中得知仙人博士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以此威胁仙人博士停止炼丹。仙人博士无奈只好向拓跋请求辟谷,并获得允许。周澹以为没有仙人博士了,炼丹之事自然就不会再做,但是太祖痴心不改,又设炼药官,继续炼丹。由于炼丹屡次失败,拓跋珪也感到炼丹之事希望不大,渐渐才放弃。拓跋珪之后,拓跋嗣即位,他患有头晕的顽疾,经常头晕目眩,周澹用药把拓跋嗣给治好了,因此又受到拓跋嗣的器重,还被封为成德侯。


为皇帝炼丹的“山中宰相”
  在魏晋时期,服食金石之风更为盛行,炼丹术也因此更加发展。服石与炼丹早在先秦时候就已经萌芽,在秦汉时期更加发展,秦始皇曾经多次派人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丹,汉武帝也曾经服食“玉屑”而求长生。魏晋时期道教兴盛,道教推行的神仙思想也是对炼丹术的一个推广。陶弘景因为博学多识,对医学研究颇深,在当时很有影响,得以在宫中做官,后来他辞官开始隐居生活,陶弘景与后来的梁武帝萧衍有很深的交情,梁武帝起兵伐齐夺取政权时,经常会向山中隐居的陶弘景讨教国家大事,请陶弘景为他出谋划策,为此,陶弘景还得了“山中宰相”的雅称。
  陶弘景10岁时就已经读了葛洪的《神仙传》,葛洪是当时最有名的炼丹家,受其思想影响,陶弘景也潜心于研究炼丹之术。梁武帝萧衍称帝以后,更加器重陶弘景,一直想让陶弘景出山做官,但陶弘景始终没有答应。梁武帝也是迷恋炼丹的皇帝,他赐给陶弘景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丹的原料,陶弘景就用这些原料炼出一种叫“飞丹”的丹药,并献给梁武帝。
  陶弘景在炼丹寻仙药的同时,也倾心研究本草药学,写就《本草经集注》3卷,这本书是对《神农本草经》的一次总结和完善,记载的药物种类达730种,按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等分为七类,除有名未用类,其他每类再分成上、中、下三品。强调了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鉴别等内容,书中为区分药物的寒热性味,用朱点标注为热,墨点标注为冷,无点则为平。还总结了治疗疾病的一些通用药物,比如治疗水肿的药有大戟、甘遂、泽泻、葶苈、芫花、巴豆、猪苓、苇根等,治疗黄疸的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白薇等。另外在书中还特别提出了药物的配制、加工炮制方法。
  陶弘景还非常重视养生,他的另一本着作《养性延命录》也是集合前人对养生保健的论点加以总结而成的,里面很多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养生都非常有意义。


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三足鼎立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医药方面,为了保证皇室成员的身体安康,在前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系统,执行这套系统的三大机构就是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太医署设立了更全面的官职,除了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当了医药大学的角色,并逐步把进行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作为重点,从而保证了不断为宫廷输送医疗人才。尚药局是宫廷内皇帝及皇后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宫内的疾病治疗、御药的制作及试尝。药藏局则是特别为太子设立的,负责给太子治病保健,以利于太子更健康地成长。五代时期是一个处于过渡期的朝代,因此在医学方面上没有隋唐那么兴盛,制度主要承袭前代,但更为简化。


太医署——御医人才的培养基地
  在隋文帝时,太常寺下设太医署,其中太医令2人,从七品下,丞2人,从八品下,主药2人、医师200人、医生12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祝禁博士2人。隋炀帝时又增设医监5人、医正10人。太医令为行政管理长官,太医丞为副手。医师、医正、医工是负责具体诊治、护理病人的医生。医博士主要的职责就是教授医学。到唐代,太医署仍属太常寺主管,有太医署令2人,从七品下,太医丞2人,医监4人,同为从八品下、医正8人,从九品下。唐代太医署明确设立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四科,每科都由博士来教学;而太医署内的主药、药童则负责药材方面事宜;唐在京师还建立了药园,种植草药,同时药园师可以在药园中,结合实际的药草,给药园生传授药草知识。太医署内的学制要求十分严格,仅以医科一科为例,对于医科下面不同的学科都规定了学习期限,如体疗科(相当于内科)的学制为七年、疮肿科(相当于外科)、少小科(相当于儿科)学制为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五官科)学制为四年,角法科(相当于外治法)学制为三年。针对学习的考核也非常多,各科教授的博士每月要进行有关的月考,太医令在每季会对太医署内的学生进行季考,太常寺则会在年终进行总试。考试内容广泛,对于每科学生要达到的程度要求也很高,比如学本草的,要求做到看一眼药形,就能准确说出该药的药性;学诊脉的,不但要会背各种脉诀,还要在实际诊脉中能够正确辨别浮沉涩滑等不同脉象。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得到晋升,有机会成为医师,甚至进入宫中做御医。一旦学业不精,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太医署在教学方式上,一般是先学习基础学科,考试通过后再进行小班分科学习,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际临床经验的培养。由于医学教育制度的正规化,使得隋唐时代在医学上人才辈出,太医署就像宫廷的一个医学人才库,随时都可以为宫廷提供更多的御医。


尚药局——直接为帝王服务
  隋唐尚药局因为掌管着皇帝及后宫的医疗,所以地位是最高的,太医署的最高长官的官阶也必须在尚药局最高长官之下。隋文帝时门下省设有六局,尚药局也是其一,设典御2人,侍御医、直长各4人,医师40人,尚药局的典御为正五品,侍御医也有正七品。隋炀帝时尚药局改在殿内省六局之下,设奉御2人,正五品;直长4人,正七品;还有侍御医、司医、医佐员等。唐代又将隋的殿内省改为殿中省,置监1人,下设六局,尚药局仍在其中,设有奉御2人,直长2人;侍御医4人,从六品上,负责诊疗;司医5人,正八品下;医佐10人,正九品下。以后尚药局又改称奉医局。有按摩师4人,咒禁师4人,书令史2人,书吏4人,直官10人,主药12人,药童30人,合口脂匠2人,掌固4人。尚药局的尚药典御,也就是后来的奉御主要是管理为帝王制作御药、诊断处方等工作,直长为副手,辅佐他们;侍御医则主要为皇帝诊断疾病;司医负责协助侍御医的工作;主药、药童则是进行药物加工制作的。


药藏局——专为太子的保健机构
  从隋代开始专门为太子设立了保健机构,属门下坊,设有六局,管理太子医疗的叫药藏局,分别设置监、丞各2人,还有4名侍医。太子药藏监为正七品。唐代太子东宫的门下坊改为佐春坊,药藏局设从六品下的郎2人,丞2人,正八品上侍医4人,后又增设典药9人,药童18人等。药藏郎为主管,丞辅佐郎。皇太子如果生病了,先由侍医诊断后提出处方,典药、药童根据处方制药,药制好后,由医官和大臣品尝之后才能给太子服用。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3人,从八品,主要是治疗太子宫中宫女的疾患。


医疗管理制度执法严苛
  唐朝对制药有明确的规定,将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合药时要按照一君三臣九佐的不同分量入药,制成汤、丸、膏、散之用。唐代的尝药制度也很繁琐,御药制成后,要由中书、门下长官及诸卫上将军各派一人和殿中省监和尚药局奉御共同监督,然后由医佐以上相关人等试尝,尝完后封印,写上药方详细组成,注明制成的年、月、日,最后每个到场的人都要签名。皇上要吃的那天,奉御还要先尝,殿中监接着再尝,最后皇太子还要尝,都没有问题了,才能给皇上服用。尚药局制作用的御药材,每季都要由太常来检查,如果有变质腐烂的,就不能再用。
  在唐代对御医的管理制度很严格,唐律中明确规定,制作御药如果跟处方不相符,包括药量不符、合成方法不对、服药说明书写错误等,依律可处以绞刑。如果分拣药物时出错,也要受到一年徒刑的惩罚,而相关医官也要遭到降职处罚。御医如果在诊治皇上疾病时出问题,那罪过更是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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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画看冰疗隋炀帝燥热顽疾
  隋炀帝在历史上臭名昭着、荒淫无度,由于贪恋酒色、终日享乐,身体极度虚弱,为此他找了一些方术之人,给他做成方士大丹,这种方士大丹其实是一种壮阳药,隋炀帝经常服用这种药,因为服用过量,使得心中燥热无比,喝多少水都无法解渴。这下可忙坏了诸位御医,可是来了四五个御医,治疗都不见效果,隋炀帝一气之下,把这些御医都砍了头。御医们诚惶诚恐,非常害怕,谁也不敢再去给隋炀帝看病。这时御医莫君锡主动请缨,莫君锡不但医术卓越,而且在绘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看过隋炀帝的病以后,禀告隋炀帝说,皇上患的是“真水不足,龙雷之火上越”,用普通的药恐怕治不好,我需要去求一个仙人,用天池之水来灭掉皇上体内的火。接着莫君锡献上两幅画,让隋炀帝在他出去求药的时候,将画挂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内,自己独自静静欣赏。莫君锡献的这两幅画,一幅叫做《京都无处不染雪》,隋炀帝看了此画,觉得心脾凉透、积热全消。另一幅是《梅熟季节满园春》,又看得隋炀帝馋涎欲滴,津液顿生,口干舌燥的感觉在赏画中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过了几天,隋炀帝再去叫来莫君锡,跟他说看了他的画以后已经感觉好多了,是不是再喝了他求来的天池水就能全好了,莫君锡说,皇上这些日子整日精心赏画,看到梅林、飞雪,口中津液涌出,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天池水,这些津液能够慢慢去除掉陛下身体内的火,现在您的病情不是已经好转了吗,只要再慢慢调养一段时间,自然就会痊愈。隋炀帝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称是。
  莫君锡运用的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暗示疗法,病人看到一些东西后自然产生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又演变成生理的反应,从而达到一种调节心智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方法给皇上治病可以说是非常独到了。关于治疗隋炀帝的这个病例也有另外一些记载,莫君锡先是用了两贴解热散火的凉药给隋炀帝吃,然后建议隋炀帝经常在面前多放一些冰盘,边看边玩,看冰跟看画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看冰,从心理上获得一种清凉的感觉,燥热口渴的症状也自然会渐渐缓解。于是隋炀帝不管到哪里,面前都少不了放上冰盘,效果也十分显着。宫内的嫔妃知道皇上需要冰块,为了争得皇上宠爱,四处购买冰块,争相为皇上献冰,一时间还让冰价成倍上涨。


钻研病因的太医博士
  巢元方是隋代太医署里的太医博士,后来升做太医令,在医学理论方面很有建树。他在任太医令的时候,隋炀帝曾派他去诊治开河都护麻叔谋的中风病,巢元方看后,开出了杏仁五味蒸羊肉一方,用嫩肥羊蒸熟掺药再吃下去,这种药物和食疗并用的办法,很快治好了都护大人的病。
  巢元方的特长是医学理论的研究,他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论述疾病成因的书籍《诸病源候论》,针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做了详细的分析,虽然没有对治疗做详细的论述,但是研究病因是治病的第一步,因此了解病原,对于医生治疗的指导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诸病源候论》中对于病因的分析有很多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比如对于疫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指出是因为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乖戾之气”,人传染上就会生病,病发后的症状都是相似的。而这种病通过预先服药,是可以预防的。在当时能够对传染病的特点有如此的分析,并且还能够指出预防的概念,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对于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巢元方书中说跟人的秉性素质有关,实际上表明了一些人存在着过敏性体质。这些观点,为医家更好地治疗提供了更准确的理论依据。
  书中在叙述病因的同时,也对一些病证的预防、保健等有所分析。特别是对小儿科和妇科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朴实,诸如说小儿的护理不能娇生惯养,要顺其自然,新生儿皮肤娇嫩,要多进行日光浴;还主张穿薄衣服,这样冬天才能够耐寒,增强体质;在饮食方面,在孩子稍大一点时,吃母乳的同时还要添加辅食;对于护理,还提出慎护风池的简易方法,要多抚摸孩子的风池穴位等等。还提到妇女怀孕的时候也应该做一些劳动,才能增强骨气,对于养胎十分有利,同时巢元方还探讨了妇女生产的产式及难产的原因等,这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的生儿育女中也都有所应用。
  巢元方对一些病证的描述非常精辟,一看就能知道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哪种病证。比如说消渴症,就是渴不止,小便多,病变时经常会长疮或者有口发甜的现象,而且此病都是肥胖贪吃才会得,一看这些症状就知道是糖尿病。比如石淋,症状是小便时石出,细的像麻豆,大的像皂荚的核儿,病发时疼痛难忍,而石排出后疼痛马上就会停止,这跟我们今天的肾结石或输尿管结石的症状都是十分吻合的。这些症状的准确描写,如果没有深入广泛的临床实践是难以做到的。


我国史上第一部药典主要出自御医之手
  本草学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逐步趋于成熟。苏敬是当时一位着名的药学家,一直在朝中做官,他以治疗脚气而出名,着有《脚气方卷论》等书,书中对脚气的病因、病名、治疗以及预后都有所论述,更值得称赞的是他提出并主持编纂了《新修本草》。
  苏敬在研究了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后,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全面的修订,于是他上奏唐高宗,希望能够获准修订本草。唐高宗李治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由苏敬负责主持,征召了当时各个方面的专家,医学专家、科学家、文史专家以及行政官员等二十余人,其中有多名御医在内,他们包括:尚药奉御许孝崇、胡子彖、蒋季璋,尚药局直长蔺复、许弘直,侍御医巢孝俭,太子药藏监蒋季瑜、吴嗣宗,药藏丞蒋义方,太医令蒋季琬、许弘,太医丞蒋茂昌等。最终编写成的《新修本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也成为医家必读的药学书籍,而且成为唐太医署里一本正规的医学教科书。
  《新修本草》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其中《新修本草》20卷、目录1卷、《新修本草图经》7卷、《新修本草图》25卷,目录1卷,共54卷。本草部分主要描述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要点、治疗功效等;图经部分是对唐代以前医书的一个创新,第一次应用了图解的方式来直观地表现药物的形态,为了更准确地描绘这些药物的形态,书中所绘的药材都是从这些药材出产地征集上来,全部都是当地地道的药材,再根据这些药材进行图绘,保证图绘的准确性;药解部分对每一种药物都做了详细的文字注解。这部图文并茂的医书共记载了850余种药物。?《新修本草》将药草的分类增加了两种,分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补牙用的填充剂,成为最早有关补牙的史料。
  这本书由于编纂的内容翔实、具有权威性,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巨大,颁布后,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对于药物标准的规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颁行后不久还传到日本,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律令中,明确在医学生的必修书中加入了《新修本草》,而且还规定学生学习《新修本草》的课时必须达到310天,足见日本医学界对于《新修本草》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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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御驾探望百岁御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传千古的皇帝,他领导唐朝进入了繁盛的“贞观之治”。他通情达理,体恤下情,对待身边的御医也是非常尊敬,他对当时的名医甄权、孙思邈都非常欣赏,能放下帝王的尊严,和他们平等交流,这些故事都被后人传为佳话。
  甄权是隋唐两代的名医,他学习医术源自一片孝心。甄权小时母亲经常生病,因此甄权和弟弟甄立言就立志钻研医术,结果双双都成为着名的医生。甄权擅长针灸,隋鲁州刺史曾患有风痹,不能弯弓射箭,很是苦恼,甄权运用针灸,结果一针下去,刺史就能拉弓射箭了。甄权还曾经治疗一个因脖子肿大无法进食的官员,甄权以三棱针刺少商穴,刺到微出血,一顿饭工夫,病人气息就通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仁寿宫的宫女患有脚疾,没法走路,甄权也是用针灸刺了4个穴位,宫女很快就能下地行走了。甄权用药治疗也很有一套,他曾用防风汤辅以针灸治好了安平公的偏风症,以茯苓丸治好安康公的水胀、小便不通。甄权写的《药性论》,专门论述药物的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配制方法等。
  甄权倡导养生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以清肺,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就是这些朴实的养生之术,使得甄权成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百岁御医,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尊重,在他103岁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到甄权家中探望,向他咨询养生及药性问题,甄权一一作答,唐太宗十分满意,并赏赐了他。在唐太宗探望甄权的那一年,这位长寿御医安然长逝了。
  唐太宗李世民对于比自己年长18岁的孙思邈一直也是非常爱惜,曾经多次邀请他到朝中做官,即使孙思邈拒绝,唐太宗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反感,仍然以礼相敬,可见这位明君对人才的器重。唐太宗特别喜欢研究甄权和孙思邈都曾整理过的《明堂人形图》,这是一部关于人体经络学的图书,李世民从中学到不少人体知识,当他了解到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在背上时,想到当时唐代的一个刑罚,就是鞭背,鞭背是当时唐代刑律中的一种,属于比较轻的刑罚,唐太宗觉得鞭背能引起人体五脏六腑的损伤,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那这样鞭背就不能算是轻刑,因而下令“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在刑罚中取消鞭背。


熏蒸疗法解决吃药难题
  许胤宗早年在南朝陈国为官,由于治好当时陈国柳太后的中风病而出了名。隋朝时担任了尚药局奉御。许胤宗诊治疾病时特别讲究用药,而且在用药方法上也有所创新。柳太后得的是中风,中风之后面部神经麻痹,嘴也失去了正常功能,不能吃东西,更别说给她吃药了,这可难坏了给她治疗的御医。许胤宗给柳太后看过之后,就命人做了十多剂治疗中风的黄芪防风汤,其他御医看了说,明明知道太后不能喝药,还做这么多汤药有什么用啊!许胤宗笑答说,虽然太后现在不能用嘴喝,但是我可以用其他办法让太后服药。他叫人把滚烫的汤药放在太后的床下,汤气蒸腾起来,药气在熏蒸时便慢慢进入了太后的肌肤,并从肌肤进入身体,药效逐渐发挥,达到了调理气血的作用,柳太后的气血得到调理,在被汤药熏蒸了数小时后,病情终于有了好转,其他御医们都惊叹于许胤宗竟然能想到如此绝妙的办法。熏蒸施药法应该是我们现代雾化吸入疗法的前身,今天先进的气雾剂乃至超声雾化器都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不过对于一千多年以前的医家来说,能够想到这样的方法治病,真是令人叫绝的一件事。
  许胤宗还擅长治疗骨蒸疾,也叫痨病,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核病。唐代关中地区流行骨蒸,这种病有传染性,很多医生都治不好,但是许胤宗却是“每疗无不愈”。治一个好一个,令同行望尘莫及。于是有人建议许胤宗:“您医术如此高,应该写书流传给后人啊!”而许胤宗却说:“医术的道理是很深奥的。就拿脉象来讲,脉象的变化很微妙,但就在微妙的变化中也还含有不同的脉理,区别起来十分困难,就算医者心中能够体会、感受得到,但用语言恐怕还是说不清楚。再有,诊脉是治病最关键的一环,诊好脉,可以在用药时完全对症,只要单用一味药,就可能直攻病灶,使病痊愈。很多医家不能够准确地辨别脉象,仅凭一些主观猜测,因此开出很多药,这些药可能有对症的,但是主药和辅药混在一起,互相产生作用,使主药的药效也失去力度,所以很难治愈病证。医者行医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如果胡乱写一些经验,后人分辨不清,反而会产生不良效果。”许胤宗的这番论点确实有他的道理,我们也能从这位医家身上看到他务实严谨的科学态度。许胤宗也是一名高寿的御医,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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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病敢把皇上扎出血
  唐高宗李治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也许是受了父亲唐太宗的遗传,高宗从小体弱多病,因此也很爱钻研医学方面的知识,他让人主持编写的《新修本草》,为中药学的发展建立卓着的功劳。而且他比父亲李世民更胜一筹的是,对于“长生不老”的仙丹,没有像父亲那样迷恋,而是能够持唯物的态度来看待生死。
  李治三十多岁的时候,经常感到头晕目眩,稍微劳累一点,就越发严重,后来竟然发展到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御医秦鸣鹤和张文仲奉诏入宫为他诊治,秦鸣鹤看过之后认为是风热之毒侵袭至头部和眼部造成的,于是大胆地提出用针刺百会穴至出血,应该就可以治愈。皇后武则天这时正野心勃勃,期待李治的病最好谁也治不好,自己好有机会掌权。不过在皇上面前,武则天还是表现出对皇上的无比关心。听到秦鸣鹤说要用针刺皇上的头部,就大声斥责说:“你小小一个御医,竟敢在皇上头上扎针,还要刺出血,难道不想活了吗?”吓得秦鸣鹤赶紧磕头请罪,这时唐高宗却很镇静,他拦住武则天说:“秦御医是在讨论病情,不必治罪,我现在被这个病折磨得十分痛苦,也许秦御医所说的这个办法行得通呢?朕就不妨试一试,秦御医,你就来给朕进行针刺治疗吧!”于是高宗命秦鸣鹤给他施针,秦鸣鹤赶紧稳定了刚才战战兢兢的心情,沉住气,准确地找到穴位施针放血,由于秦鸣鹤正确地判断了病情,所以神针一下,唐高宗果然感觉轻松许多,过了一会张开眼,欣喜地说,朕的眼睛看得见了!这时武则天也只好识趣地对秦鸣鹤表示感谢,并大加赏赐。高宗能够让御医放手在自己身上诊治的勇气实在令人佩服,而秦鸣鹤为救皇上,大胆医治的精神也令人感叹,幸好他做了明君的御医,如果换了是秦始皇或者隋炀帝之类,估计早就一命呜呼了。


因病学医终成百岁药王
  孙思邈从小身体就很弱,常常得病,家里为给他治病,几乎倾家荡产,稍大一点的时候,他又目睹了隋文帝时长安一带流行瘟疫的悲惨景象,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于是他立志学医,到二十岁时孙思邈就已经学识渊博,他结识了当时的太医令谢季卿及甄权、甄立言兄弟,并向他们虚心求教,医术更为精进。孙思邈是一个全能医生,各个医科的疾病都难不倒他,而且对于养生、食疗、针灸乃至炼丹也都有所涉猎,也许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所以他更愿意为平民百姓治病,隋唐两代的几位皇帝先后邀请他去宫内做官,他都婉言拒绝,依然在民间行医,不过由于他医术高超,经常要被召到宫中来诊治皇宫贵人们的疾病。
  唐仁宗时候,宫中一位才人生病,双目赤红,而且凸出,但是却什么也看不见,非常痛苦,宫内的御医认为是内火,所以用去火药医治,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仁宗叫来孙思邈,孙思邈诊脉后认为这位才人不是单纯的热火,接着孙思邈又诊出才人肝脉弦滑,就询问才人的月事情况,宫内的御医说才人已经三个月没有月事了,应该是怀孕了。孙思邈却认为,才人的病是因为年轻气血旺盛,经血不通,肝火上行才导致目疾,并不是怀孕。孙思邈开了通经药,果然才人月事正常了,双目自然就复明了。
  史上还有孙思邈“悬丝诊脉”的传说,他曾经给唐太宗长孙皇后看病就是用此法。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分处两室,互不见面,医生通过搭在病人手腕上的一根丝线来诊脉。孙思邈给长孙皇后诊脉时,宫内的御医开始用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足部和鹦鹉上来试探孙思邈,这种小伎俩一点也没有难倒孙思邈,很快就被一一识破。孙思邈给皇后悬丝诊脉之后,认为皇后是滞产,开出一方催产药,使得皇后顺利分娩。
  孙思邈医德高尚,治病救人不分贵贱,因此无论是皇上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十分敬重。他提出“大医精诚”,就是告诫医生,即使医术有多高明,治病的时候都要心平气静,排除杂念,不能心存私利,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一视同仁。孙思邈在晚年着述颇多。最着名的就是《千金要方》,又名《备急千金要方》,30卷,后又有《千金翼方》30卷。这些书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而且由于孙思邈在民间行医,经验十分丰富,所以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民间治病的土方。比如用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葱叶作为尿闭症的导尿管进行导尿术等等都是非常实用的治疗方法。书中对药物的论述也非常多,孙思邈被誉为“药王”,他经常到深山中采药,对药物的了解非常透彻,在书中他指出,凡草石药皆须土地坚实、气味浓烈,不然治病不愈;凡麦门冬皆微润抽去心;栀子者,去皮;用蒲黄者,汤成下等。对于草药如何处理才能达到最佳功效,书中都提出了明确的说法。
  孙思邈活了101岁才离开人世。他死后,尸体过了一个月,颜色容貌仍然跟活人一样没有变化,当人们把他尸体抬起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轻,就像只有衣服一样,令人们十分惊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药王,在死后又给人留下了传奇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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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公主引致御医史上的最大惨案
  这本来讲的是一个漂亮公主的故事,但是由于她的短命,却招致了历史上最残忍的一次御医被屠的惨案。这个美丽的公主就是唐懿宗李漼的女儿同昌公主。李漼有八个女儿,同昌公主是长女。她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同昌公主也是天生丽质,温文娴雅,性格温顺,善解人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同昌公主长大后,嫁给了新科进士韦保衡,唐懿宗在自己的宝贝女儿出嫁时,为她准备了举世罕见的豪华嫁妆。而韦保衡娶了这金枝玉叶的妻子,算是三生有幸,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就做到了集贤殿大学士。韦家对同昌公主也是丝毫不敢怠慢,伺候得非常精心,公主整天养尊处优,什么都不用管,吃有人喂,行有车坐,到哪都跟着一群侍从,公主吃的山珍海味都让人咋舌,一道她平时经常吃的菜“灵消炙”,是用喜鹊舌、羊心尖烹制出来的,而做这道菜一整只羊只有四两能用作原料;公主喝的“玫瑰露”,必须用清晨在盛开的玫瑰花上才能收集到的露水。
  如此奢侈的生活并没有给同昌公主带来无尽的幸福,这么天天养着,缺乏锻炼,加上公主自幼身体就很弱,嫁到韦家后三天两头就生病,身体越来越差,韦家人为此寻遍名医,给她吃了无数的名贵药草,公主的主管御医韩宗绍、康仲殷带着十几个有名的御医差不多天天泡在公主的病榻前,为公主治病,但是无奈公主体质太弱,病情越来越恶化,御医们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公主的性命。公主这一死可不得了,韦家如临大敌,他们明白皇上知道自己爱女的死讯肯定会追究责任,韦家商议半天,觉得只有将御医当作替罪羊,才能保全自己。于是韦保衡在向唐懿宗报告公主死讯时,就添油加醋地说是御医诊断不当,投错了药才使得公主身亡。唐懿宗正在悲愤当中,自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拉来韩宗绍及康仲殷等御医,不由分说当即全部斩首,又将他们的亲族三百多人也都关进了大牢。
  唐懿宗悲痛之中的过激之举,引起了各方的不满之声,朝中大臣刘瞻正义直言,向懿宗进谏,奉劝皇上平息心中的愤怒,公主之死乃天意,御医已经尽心了,如今他们已经被斩,如果再灭了他们的九族,那会引起天下人更多的怨言。但懿宗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劝阻。刘瞻无奈,又联合京兆尹温璋再次进谏,结果却遭到皇上的革职处罚,温璋含冤自尽,刘瞻也被贬职离开长安。这时韦保衡为扩张势力,又向唐懿宗进谗言说刘瞻是御医的同谋,使得刘瞻又被降了一级。同时他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瞻的一些同僚都贬了职。
  一个美丽温柔的公主香消玉殒,没想到却有那么多御医及其家族乃至朝中大臣为之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次御医的惨案可以说是御医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更让人感受到御医所面临的动荡不安的命运。后来唐懿宗病重将死的时候,当时给他治病的御医段璲、符虔休、马及、赵玘等人也都被打入牢狱,幸好懿宗在弥留之际还算仁慈,留下不杀诊治御医的遗诏,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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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代的御医三杰
  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都担任过武则天的御医,张文仲一直在宫中看病,最后还升任尚药局的最高领导奉御,一直到死。李虔纵跟张文仲是老乡,也在宫中做侍御医。韦慈藏行医时喜欢带着一条黑狗,在民间行医十分出名,进宫后还担任过主管皇宫御膳的光禄卿,晚年辞官回乡,三人在当时可谓引领一个时代的知名医家。
  苏良嗣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高官,一天,苏良嗣在上朝时突然晕倒,慌乱之中,武则天派人赶紧召来张文仲、韦慈藏看看是怎么回事,张文仲诊脉后,认为苏良嗣是因为忧郁愤怒过度,邪气旺盛引起的气晕症,如果再累及两胁也开始疼的话,就很难治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苏良嗣果然开始说两胁疼痛。张文仲又说,如果疼痛至心,那就不可救药了。又过一会儿,苏良嗣真的又开始心中绞痛,没到一天就死了。
  张文仲善于治疗风疾,风为百病之长,游走无定,与湿合则为风湿,与热合则为风热,与寒合则为风寒。风疾的症状也很多,头晕昏厥,四肢麻木,口眼歪斜等等。武则天曾下令让张文仲主持各地名医,来编纂治疗风疾的各种医方。张文仲把风分为一百二十四种,气分为八十种。指出治疗的药物差别基本不大,但是因为人的性情各有差异,有些庸医不了解药的性味功用,不知道用药的时节,因此施药后就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张文仲编撰了治风疾的四季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共十八条,呈报给武则天。张文仲还撰有《随身备急方》等书,但是他的医着都已经佚失。后来,唐代的另一位着名医家王焘在他整理的《外台秘要》中收录了张文仲的百余条医方,使得张文仲的经典药方得以流传下来。在《外台秘要》收录的医方中,还记述了张文仲对于服石的观点,当时炼丹服石仍然比较盛行,唐朝的几代皇帝,诸如唐穆宗、唐武宗、唐宣宗等都是服石而死。张文仲说服石以后与常人就会不一样,因此要注意五乖、七急、八不可等等。
  说到《外台秘要》,我们还要提一下他的作者王焘,这个人严格地说应该是个医学爱好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算是御医的一个“粉丝”吧!王焘是个孝子,母亲南平公主生病多年,他常年服侍身边,同时也激发他对医学的追求,后来他在门下省任给事中二十多年,曾经负责管理弘文馆,弘文馆是当时唐代的国家图书馆,王焘在弘文馆里有条件看到各种各样的书籍,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采集了大量名医的医方,最终编成了40卷的《外台秘要》,书中收集医方6000多个,这对于一个医学门外汉来讲,真的是十分了不起的,唐代的名医像张文仲、孙思邈等的验方都被他收录到书中,而且都标注了出处,所以,虽然张文仲等一些名家自己的着述散佚了,但还能在《外台秘要》中找到部分散在的记载,可见这部书对于医学的贡献是多么重要。


一语中的受宠,一丹献错遭砍
  这里说的是隋唐两代的两位御医的故事,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也让我们能够再次感受到御医无奈的命运。
  隋代医家许智藏,很早就以医术而闻名。隋文帝时他去外地做官,不料秦孝王杨俊突然生病,秦孝王是文帝的第三个儿子,隋文帝非常着急,派人火速将许智藏召回宫内给儿子治病。秦孝王生病时做了两个梦,头一晚上梦见自己的亡妃崔氏,崔氏跟他说:“我本来要迎接你,可是听说许智藏要来了,他来了,我肯定要受苦,这可怎么办好?”第二天夜里,秦孝王又梦见崔氏说:“妾有办法了,我藏到你的心脏深处就能避开他了。”等许智藏来诊过脉以后,说:“孝王的病已经深入到心脏,很快就会发痫,恐怕没法救了。”果然没多久,秦孝王就神志失常,最后发羊痫风而死。虽然没有救治成功,但是隋文帝对于许智藏精准的判断非常惊讶,还是给了他很多赏赐。隋炀帝即位后,许智藏辞官在家,隋炀帝身体不适的时候,要么派人到他家讨个处方,要么就把他接到宫中,让许智藏给自己诊治,许智藏每次开出的处方都非常有效,隋炀帝也十分信任他。许智藏也是个高寿医生,活了80岁。
  另一个要说到的是唐代的李玄伯,是唐宣宗年间的御医。唐宣宗李忱是一个谦恭谨慎、虚心纳谏、爱护百姓的明君,他统治的朝代也是一代太平盛世。虽然唐宣宗是一代明君,但是却也没能逃脱迷信的束缚。唐代是炼丹的一个全盛时期,各代的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唐宣宗一样没能抵御住吃仙丹求长寿的奢望,非常迷恋仙丹。他对于会方术的人都会大加赏赐,而底下的臣子为投皇帝的喜好,自然也会想方设法来满足皇上的愿望。御医李玄伯想方设法与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炼成了一副丹药,献给宣宗,本想能够得到皇帝的赞赏,谁知宣宗吃下之后,竟然背上长起了毒疮。古代炼丹,一般都是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后的丹石其实就是砷、汞和铅的制剂,这些都是毒物,吃下去哪能不中毒呢!李玄伯的仙丹没能让皇上长寿,最终宣帝也没能逃脱毒发身亡的厄运。而李玄伯等人,在唐懿宗即位后,也都被处死。


一代女皇的长寿保鲜绝招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而且是一个活了81岁的长寿女皇,这里不论她的政治业绩,只讲讲她在养生保健上的独到之处吧。
  武则天是非常讲究保养的人,御医们也为她的皮肤护理开出了很多美容秘方,有两个很有名的美容秘方是武则天常用的。一个是“益母草泽面方”,这个方子收录在苏敬编辑的《新修本草》中,后来王焘在《外台秘要》中也有所收录,后世的医书中也曾经收录并改名为“神仙玉女粉”,到明代李时珍时,在《本草纲目》中又恢复原名收录。益母草是妇科的良药,既可内服,也可外用。外用敷面,有治疗肤色黑、祛除面部斑点和皱纹等功效;经常使用能使皮肤滋润有光泽。益母草泽面方具体的做法是,每年农历五月五日采集根苗全具的益母草,采集的益母草上不能带一点土,否则就没有效果。将采来的益母草晒干,粉碎后过细罗,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水,调和成鸡蛋大小的团药,晒干,然后用黄泥土制成炉子,炉子四边各开一个小孔,炉上层和下层放入炭火,两层间放置药丸,点火烧制。大火烧一顿饭时间,改用文火慢慢煨制24小时,中间不能灭火,最后炼出的上等药丸应该是药色洁白细腻的。药丸一般制好取出后要凉透,放入瓷钵中,用玉锤(或鹿角锤)研粉,过细罗,再研,如此反复,粉越细越好。接着将玉粉或鹿角粉掺入药内,然后将药放入瓷瓶密闭,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制作这种药丸非常讲究,包括采药的时间、药材的品色、制药过程中的火候等等,如果做不好,药丸变黑、变黄,都会失去功效;制作这些药丸的主药、药童,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才可能制作成功。王焘在注解中说:刚开始用这个药洗面,会觉得手开始变得润滑,脸上也有了光泽,以后逐渐会面生血色,脸色红润,如果长年使用,四五十岁的妇人,看上去也会像十五六岁的女子一样年轻。武则天八十岁的时候,还能保持秀美的容貌,看来跟她经常使用这个美容秘方不无关系。
  另一个美容方,是御医张文仲给武则天开的,叫常敷面脂,收录在王焘的《外台秘要》中。面脂作为养颜美容用品,在唐代很为流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面膜,有别于今天的是,那时候的面膜都是用天然的药材制成的。这个方子的主要成分是用细辛、葳蕤、黄芪、白附子、山药、辛夷、川芎、白芷、瓜蒌、木蓝皮,加猪油炼成的。制作方法也很复杂,药要切碎,然后用酒浸泡一晚,再煎制,慢慢形成凝固,才能成为面脂。葳蕤、瓜蒌、猪油有滋阴润肤的功效,细辛、白附子、辛夷可以祛风通窍,黄芪可益气补肾,川芎、木蓝皮能活血保湿。所以这个面膜用后可以光洁皮肤、祛皱保湿,疗效还是很显着的。
  武则天养面首之事,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从古代房室养生的角度来看,如果和谐有节,一样也可以达到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揭示武则天长寿的原因。武则天宠爱的几个年轻面首中,还有一个是她的御医,名叫沈南,此人长得年轻俊美,又会医术,所以在武则天面前也很受宠。他还说,武则天血气衰弱,通过药石来补气是很难的,应该采取元阳方法,阴阳合才会令血气充足,对于武则天养面首从医学角度加以支持,这令武则天非常高兴。沈南的医术不见得有多高明,不过因为侍奉了女皇而出名,在御医史上也是一桩奇事。


最高领导是翰林
  两宋时期特别是北宋,是中国医学史上的辉煌时期,除了前代医学发展的铺垫作用,宋代帝王对医疗的高度重视,也是这一时期医学快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北宋在中央设置了翰林医官院。翰林最早在唐朝已经设立,翰林院招募有识之士,是为国家储备人才的地方,这些翰林学士以文学擅长,主要是为皇帝草拟诏书。而到北宋时期,翰林院的权力逐渐扩大,主管天文、书艺、图画、医疗四局,翰林医官院掌管着为朝廷提供医药、派遣御医、选拔人才、编纂医书的重要职能,是宋代医疗的最高管理机构。公元1078年改名为翰林医官局,但在职能上没有变化。
  翰林医官院初建时期,定员在140人左右,但后来管理不善,冗员大增,最高的时候竟然达到1000多人,经过减员,逐步缩小了编制。医官在宋代刚开始为武阶,后来改为文阶,共有14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官职最高的;成全大夫、保和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医为正七品;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为从七品。之后又添加了8阶,变为22阶:包括翰林医官、翰林医效、翰林医痊都为从七品;翰林医愈、翰林医证、翰林医诊、翰林医候都为从八品;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现在人们习惯把医生称为“大夫”,这大约从宋代就开始了。
  这个时期的御医都是从翰林医官中进行选拔的。对于翰林医官的录用,首先要具备年龄在40岁以上、必须经过正规医学知识学习的基本条件,才可以参加经义或方脉用药的录用考试,通十分为满分,通六、七分以上者就算合格,可以进入翰林医官院。南宋宋孝宗时,曾经下诏,从民间征召名医,由各地方保举医疗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第二年的省试,从省试合格的人里面,五人选一名,作为候补医生,这些候补医生还要再参加一次省试,依然是从合格者中五人取一名,成绩为八通的可以进入翰林医官院做翰林医学,六通的则可以做翰林医候。


太监管着御药院
  宋代撤销了隋唐时期专为太子设置的药藏局,翰林医官院下设的机构主要有尚药局、御药院、太医局和保寿粹和馆。
  尚药局隶属殿中省,负责宫廷的所有御药、和剂,由典御、奉御负责管理,下设医师、御医、医正、医佐、药童、药工、掌库、库典、直史、书吏、贴书等等,人员配备齐全,从管理层、医生、制药、库房、病案整理等负责人员一应俱全,已经成为一个完备的宫廷医院。尚药局的医生都是皇帝的御医,因此挑选十分严格,要经过翰林院的考试,皇帝亲笔御批之后才能进入尚药局供职。医疗的惩罚制度在宋代也非常严酷,如果御医治疗疾病没有效果,一般都要被罚款、撤职,甚至有可能被流放。
  御药院是宫中的御用药房,掌管宫内药品的采购、保管、加工制作等,设有典御、药童、匠等岗位。皇上吃的药直接由御药院制成后试尝,然后进给皇上,因此责任也非常重大,直接管理者又增加了由内侍省派来的太监,由他们进行监察,检查最后的成药和处方上的分量、调剂方法是否一致,是否符合药理,稍有差错,御药院的御医就会被处以绞刑。宋代,皇上外出巡视的时候,尚药局、御药房也要派人随行,每次一去就得跟着二十多人,以备皇上在巡视途中生病之需。御药院还有一个职责是为皇上制作禁方,这些禁方是历代宫内秘不可宣的药方,御药院炼制成功后,把这些秘方整理好,后来的《御药院方》就是我国的第一部皇家的御用药方集。
  太医局则发展成专门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院。设有提举、判局、教授、医学博士、助教等。他们是从翰林医官或者从太医局毕业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学生一般有120至300名,北宋对太医局进行了改革,不再隶属太常寺,提举、判局这些管理者也必须由医家充任。专业上分为方脉、针灸、疡科三个专业,其中包括了九个分科。
  保寿粹和馆主要是给宫中的人们进行养病治疗的地方,建于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十年之后被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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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局专司教育
  太医局在医学教育方面的作用,在宋代有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医学教育基地,源源不断地为翰林医官院提供优秀的人才,并输送到宫廷。
  太医局首先对学生的来源严格把关,通常在每年春季招生,规定年龄在15岁以上,有召命官、使臣或翰林医官做保,学生3人一组,结为连保,在太医局旁听一年后才能获得一个候补的入学资格。所谓的候补入学资格,就是不能马上就进入太医局学习,因为太医局每科的学习人员都有定员,只有等有了空缺,获得候补入学资格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科的选试。选试的题目是问答题,考官会提出10道题目,这些题出自《难经》、《素问》、《诸病源候论》、《神农本草经》等书的内容,回答出5道以上为合格,由太常寺发给一个正式入学资格的“牒”,这样才可以进入太医局开始真正的学习。学制为三年,毕业还要有考试,考试优秀的,可以选送到翰林医官院。


学医要经“三舍考选法”
  到宋神宗熙宁时期,在全国推广新的教育制度模式,这种制度也推广到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叫做“三舍考选法”,即将学生按照入学的时间分为三舍。初入学的为外舍,学期1年,经私试、公试合格后升入内舍,私试指的是学习中的月考,公试则为学习期满后进行的年度考试;内舍学期是2年,经舍试,即2年考一次,可升入上舍;上舍还要再学习2年,经舍试后合格者才授予官职。太医局实行的三舍法,在熙宁九年时,学生定额为300人,外舍200人,内舍60人,上舍40人。对于学生的考核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际临证考查。理论考试每月一次私考,每年一次公考,考试成绩评定分为优、平、否三等;舍考一次,成绩优、平者,可由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在注重理论学习的同时,这个时期也非常重视实际临床经验的培养。在学习过程中,太医局的学生要轮流为其他太学生及将士诊疗疾病,来培养、提高他们的实际诊疗能力。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必须对治疗经过、用药、治疗效果等做详细而真实的记录,每年太医局会在年终根据实际临证疗效的优劣来进行考查评定,实际临证考查分为三等,全部正确的十全为上等,有一次失误的十失一为中等,有两次失误的十失二就为下等,表现优秀者还会给以适当的奖励。如果10个病人只治愈了5位,即十失五,那么按规定就会被开除学籍,毕业后这些学习成绩都将是学生分配的参照标准。
  医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对医学人才的培养非常有利,但是在北宋末期,随着三舍法的废止,医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低潮。到了南宋,战乱不断,因此太医局几经废止和恢复,因此也没有更大的发展。当时记载的太医局考试题目,看起来都是非常难的,不过因为考风腐败,舞弊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这些题目也说明不了什么,还是有很多不学无术的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太医局学习,这也大大妨碍了那个时期医学教育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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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勤学医
  宋朝的医学能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代皇帝对医药的倡行和积极参与。因此生在宋朝的御医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和青睐。在医学教育、医学资料整理、编写校订医书以及颁布医药法令方面,宋代皇帝都重视有加。
  在宋太祖赵匡胤时,就下令组织医官们修订了宋代第一部药典《开宝新详订本草》,还开了皇上为医书写序的先河,以后各代都有效仿。宋太宗赵光义在未登基前就喜爱医术,还收藏了千余条名方,继位后,他又下令让各个翰林医官敬献家传验方,并向民间征集各种良方,最后由御医王怀隐等人编成了《太平圣惠方》,宋太宗不但为此书做了序,还赐了书名。宋真宗赵恒是个十分重视养生的皇帝,御医赵自化写了一本《四时养颐录》,是关于药膳养生的,他读后觉得不错,改名为《调膳摄生图》并为之作序。之后,宋真宗还选了两本经典的养生强体的书籍印刷发行,颁布天下,把养生之术推广到民间。宋仁宗时,还专门设置“校正医书局”,负责对前代重要医学书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其时整理出版的医书就达509部。
  宋徽宗赵佶也曾诏令御医们编写了《圣济总录》200卷,他自己还写了一本《圣济经》10卷,总结了相关的医学理论和养生保健方法,宋徽宗认为养生要“阴阳适平”,还要重视饮食调养,起居、情志的调养,反对药石补养等等,这些养生论点出自一个威仪天下的皇帝,而且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足以看出宋徽宗对医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本书的内容对今天的医疗保健也很有参考价值。


宫中生育也有序
  由于皇帝们重视医学,就连宫中皇后及妃子怀孕、生育也都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流程,保证生育的顺利,在产后孕妇的调养以及皇子的保健方面也很有规矩。
  宫内如果哪个嫔妃怀孕,尚药局就会派专门的御医来负责。在妊娠7个月的时候,就要计算好分娩的日期,并命人准备好单独的产房。在分娩前,皇上会赐给很多物品,包括金银绸缎,也包括很多食品,这些食品都是对孕妇身体有益的。比如胡桃、桂圆、栗子、枣、藕、羊肉等可以补血、健脾、益气,沉香酒、生艾、地黄可以活血止血,御医会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补充什么样的滋补品。
  在分娩时,太医局还要再派产科大小方脉的医官来宫中值班,画出生产示意图,把胎儿的大概方位画出来,以便生产时参考,同时还要根据产妇的状况开列饮食禁忌单、适合的药材、催生用品等,并安排好生产时需要进行辅助的人员。生产完毕,根据当时的习俗还要举行一系列庆祝仪式,胎儿的护理以及产妇产后的调理也都非常注意。
  宋时,婴儿降生三日叫三朝,七日叫一腊,十四日叫二腊,二十一日叫三腊。从一腊到三腊都要给赏赐。三朝时“落脐灸囟”,有三朝洗儿的风俗,给新生儿灸囟,用香汤加葱蒜为之洗浴,可以帮助婴儿通血脉,避风邪,这些新生儿保健方法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在婴儿满月时还要有满月洗儿会等等,这些都需要宫中负责的医官来根据婴儿出生后的情况进行安排,繁文缛节还是很多的,这也是出于对产妇和胎儿的安全考虑。从中也可以看出宫中对于生育的重视。当然御医官如果安排妃子的生育事宜非常妥当,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状况,也会是一件很有功劳的事情。


自己给自己治病的御医
  钱乙是宋代有名的儿科医生。他的父亲擅长针灸,但是性格散漫,喜欢喝酒游玩,钱乙三岁的时候,父亲跑去海上漫游,从此杳无音信,钱乙的母亲也早就去世,三岁的钱乙被姑母收养,钱乙的姑夫是个医生,见他可怜,就教了他医术。长大后,钱乙知道父亲的事情,决心寻找父亲,他前后出外找了五六次也没有结果。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钱乙的父亲才回家来。钱乙的一片孝心不但感动了父亲,旁人也对钱乙的行为大加赞扬。钱乙对于教自己学医的姑夫也是心存感激,在姑夫去世之后,他把姑夫当作亲生父亲一样为他操办丧事。钱乙做人的品格如斯,行医更是医德高尚。
  钱乙最擅长的是小儿科,他成名出道在山东一带,当时他应用小儿科的《颅囟方》治愈了很多小儿疾病。宋神宗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腹泻不止,非常危险,钱乙正好酒醉,看过之后说:“不要紧,她是要发疹,疹出以后自然就好了。”旁边的驸马都尉认为他说的是醉话,钱乙则默不作声。第二天,孩子果然出了麻疹,疹子一发出来,也就不再腹泻。大家这才觉出钱乙的高明,长公主于是奏请皇上,希望授予钱乙翰林医官院翰林医学的职位,并赏赐他官服。第二年,皇子仪国公又患上了抽搐症,御医们也毫无办法,长公主在朝见皇上时就推荐了钱乙,皇上立刻召钱乙入宫,钱乙推荐黄土汤药方,皇子的病竟然神奇般地痊愈了。神宗皇帝非常高兴,但是对于钱乙在方中应用黄土,觉得很是奇怪,就特地召见钱乙询问是什么道理,钱乙回答说:“脾土能治肾水,肾水受制则肝木自平,木平而风自止。”钱乙通过土来平定水,水克制住了,风也就自然平息了。神宗为此提升他做太医丞,从此钱乙名声大振,很多人都请他来看病。
  有个皇族家的孩子生病,钱乙看完后说,这种病不用治就会好的。转身时看到另一个小儿子,钱乙指着这个孩子说:“你们倒是要注意这个孩子,他很快就要发病。不过三天后自然就会转好。”家里人都很生气,说这个孩子好好的,哪里来的什么病?没想到第二天,孩子果然癫痫发作,孩子三天后自然病愈。家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问钱乙是怎么回事,钱乙说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孩子面部呈现很深的红色,两眼直视,这是心肝受到病邪侵袭造成的现象,所以会导致癫痫。之所以会自然转好,是因为邪症过了一定时辰之后就会发生变化,自然就会好了。
  还有一次,一位贵族的王子呕吐腹泻,医生用药后不但没有见效,还增加了咳喘,钱乙来看了说:“这个病本是体内热火形成的,脾脏受到伤害,现在用的这些药药力过强,更加深了孩子体内燥热。再这样治下去,他恐怕连大小便都不通了。”于是钱乙开了石膏汤,用来清火平喘,孩子的家里人认为钱乙说得没道理,把他开的方子搁在一边,说什么也不用。钱乙说,你们不用这药,过两天还得找我来治。过了两天,孩子的情况还是不见好转,家人无奈,只好又来找钱乙,钱乙过来还是用石膏汤治疗,这回喝下石膏汤,孩子的病很快就治好了。
  钱乙入宫做医官没有多久,就因病辞职了。宋哲宗时再次召他入宫做御医,仍然没有做多长时间,钱乙又因病告退。钱乙的病是一种周痹症,他知道自己的这种病如果发展到内脏就没办法治愈了,所以钱乙决定把病控制住,让病灶仅停留在四肢,这样虽然四肢废了,但是至少可以保全生命。于是他自己配制了药物,日夜服用,过了不久,他的左手、左脚就开始痉挛,不听使唤了,钱乙反倒非常高兴,说自己把病灶转移成功了。接着他又让人晚上在菟丝子生长的地方,拿着火把照,等火灭掉了,挖掘菟丝子的根部,挖到像斗一样大的茯苓,又吃了一个月的茯苓,从此钱乙的左半身就瘫痪了,但是他的病证基本得到了控制,于是他拖着病体,坚持为人看病治疗。钱乙自己虽然患病,但是靠自己有效的办法,最终仍然活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
  钱乙处方通达,不只是墨守一家之言,对各种疾病的治疗都非常精通,也不会拘泥死守古法,经常能临证治疗,所以对一些疑难杂症很有办法。在儿科治疗上,他认为小儿与成人有不同的特点,掌握了这些特点,才能针对小儿的疾病做出正确判断。在望闻问切四诊上,钱乙更重视望诊,因为小儿脉搏微弱,加上诊脉时小儿经常会哭啼,脉很难诊得十分清晰,加上小儿因骨气未成,形声未正,形态变化无常,闻诊也不容易看出病证,再加上向小孩问诊,更是无法确定真伪,因此望诊对于小儿疾病的判断就非常重要。钱乙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很多给小儿望诊时如何能够发现病证的方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针灸铜人诞生,针灸考试扎铜人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着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有了针灸铜人,学生在进行针灸考试时,通过针灸铜人进行实际操作的考查,也能使学生的学习水平得到更真实的体现。铜人扎针灸考试的方法非常科学,考试前会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用来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学生考试时,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很快就能刺进去,并刺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做了武官又做御医
  刘翰是北宋时着名的医家,他出生在医学世家,五代后周时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是一名武官。因为家传,刘翰对于医学也情有独钟,他向朝廷进献了自己收藏的《经用方书》、《论候》、《今古治世集》等医学着作,得到后周皇帝周世宗的信任,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到宋太祖时候,刘翰又做了宋太祖的随行御医,跟随宋太祖北征,经常给宋太祖治病。刘翰的医术十分高明,曾经在太常寺翰林医官的考核选拔中得了第一名。宋太宗时,他和另一位御医马志一起为宋太宗治病,因为治疗有功,又被任命为尚药奉御,还曾做到了翰林医官院的最高职位翰林医官使。后因给一个官员诊治失误,被贬了职,不过他的医术确实无人能及,所以不久又被恢复了尚药奉御及翰林医官使的职位。
  刘翰的主要成就是主持修订了《开宝本草》,这是宋代第一次对前代本草进行的总结和修订,其中收集了药物900多种,修正了在分类上的一些错误,在排版上,也将来源标注得十分清楚,白字为神农说,墨字为名医说,是唐人还是今人的注释,都会在书旁特别标清楚。这本书也成为宋代一部重要的官方药典,为以后本草的再次修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来不看医书的御医
  陈昭遇也是医学世家,当时因为“治疾无不效者”而被推荐到翰林医官院做了医官。他对于药术十分擅长,而且医德高尚,因此非常受人爱戴,世人都叫他“神医”。陈昭遇习医看病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看书,问他学医都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没有看过。大家对此难解其中的奥妙,陈昭遇则解释说,我每天拿着药囊,四处为人看病,一天下来差不多要医治百余位病患,对于各种病证的证候,我都默记在心中,然后针对他们的不同体质,按照古方来处置,这些病人现在都痊愈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口传心传,历多达妙”的道理吧,看得多了,见识得多了,总结出的经验多了,自然就能药到病除。反过来,有些人只知道死读方书,但是还是不会医治。陈昭遇注重临床实践,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治疗才是最好的行医方式,陈昭遇也用这套独特的行医方法,身体力行地治愈了各种病患。


道士领皇命,还俗编医书
  王怀隐是京城建隆观里的道士,因为医术高明,经常被宋太宗请去诊治皇上的疾病,宋太宗时,下诏命王怀隐还俗,并任命他做了尚药奉御,后又做了翰林医官使,于是王怀隐就从道士变成了皇上的御医。
  王怀隐在给皇上服务的同时,还受诏组织人马编写了宋代第一部大型的方书。当时宋太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征集医疗处方,收集到了10000多个,这些医方最终经过王怀隐等人之手整理,并增加了许多史籍上的可用医方,编写成了《太平圣惠方》一书。
  这本书共有100卷,由政府印刷颁行。1~2卷论述的是诊法和处方用药,3~7卷论述的五脏诸病,8~14卷讲伤寒,15~59卷是内科杂病,60~68卷为外科的内容,69~81卷为妇科,82~93卷为儿科,94~95卷为服食及丹药,96~98卷为食疗及补益。99卷为针经,100卷为明堂灸经及小儿经。全书共分为1670个门类,记载了药方16834条。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强调医生治病必须要先判断病情的轻重,得病部位的深浅,辨明虚实表里,然后才能进行选方用药。
  书中重视脏腑疾病,把“脏腑疾病”列在各种疾病之首,对于脏腑疾病的病理、虚实寒热、主证诸方都做了详细的划分和论述,比如有肝胆病方13种,心与小肠疾患14种,脾与胃疾患18种,肺与大肠疾患14种,肾与膀胱疾患16种等等。对五脏用药,也有明确归类,其中肝脏用药28种,心脏用药23种,脾脏用药25种,肺脏用药26种,肾脏用药21种;此外,还总结出95种病的通用药,并选用了一些前代罕用或不用的药物。
  《太平圣惠方》后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其影响十分深远。


皇帝下诏御医主编的两部方剂巨着
  宋时设立了官办的专营药品买卖的“熟药所”,熟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成药,主要有丸、散、膏、丹等多种中成药。宋代设立这样的药房,可以减少汤药煎制的复杂过程,后来改名为“和剂局”。不过和剂局在根据医方配制熟药时,有的时候因为药方抄写不当,或者药方残缺不全,经常也会出很多纰漏。于是宋徽宗年间下诏针对和剂局的各类医方进行校正、编纂。陈师文、裴宗元、陈承受命担任了这次编撰工作。
  陈师文、裴宗元、陈承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医官,也当过太医令、医学博士等职,他们校订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又名《和剂局方》,共5卷,21门,记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的制剂规范。此后该书又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经许洪校订后颁行全国,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书中对每个方剂的药物组成、主治的病证都有详细描述,最重要的是把药物的配制比例、炮炙过程做具体说明,这对和剂局就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药房只要按照书中的方法进行成药的制作,非常简单易行了,所以很受药局的欢迎。
  《和剂局方》记载的药方数目虽然不多,但是都是比较常用的方剂,而且经过实践证明都是有疗效的,所以很多方剂流传至今仍在应用。比如益气健脾的四君子汤,理气和中的藿香正气散等等。
  宋徽宗时还有一部宋代最大的方剂书《圣济总录》,他是由曹孝忠等八位御医花了七年时间主持编写的。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收录了医方近20000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13科,还包含其他养生知识,可以说是宋代的一部医科全书。曹孝忠在宋徽宗时任太医局提举,在医学上也有很高造诣。
  《圣济总录》中,探讨了补益的理论,补法分为益气、益精、益血脉、壮筋骨、驻颜色等方法,补益的要点是要适当,不能太过,补得太过也会伤元气。同时在书中还把各种补法进行了分类,诸如补虚益气、补虚益血、补虚消痰、补虚进饮食等等,对每类都列出相对应的方剂。
  书中还讲述了饮食的注意事项。根据《素问》中饮食理论,曹孝忠在《圣济总录》也强调,饮食应该以五谷为先,五肉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谷是指黍、麻、菽、麦、稻等谷物,五果指枣、李、杏、栗、桃等水果、坚果,五肉指牛、犬、羊、猪、鸡等禽畜肉食,五菜指葵、韭、薤、藿、葱等蔬菜,简单的理论确是非常实在的饮食之道。同时,还提出饮食相宜,还可治病。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先了解病因后,通过饮食来调理,如果饮食达不到治疗效果再去吃药。这些对于跟饮食密切相关的一些疾病是可行的,诸如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等,我们现在也依然推崇先控制饮食、再做药物治疗的方法。


“民间御医”偏方治大病
  宋代由于皇帝对于医疗的重视,历代皇帝也都略通医术,因此对于医术的看法也是比较客观的,在宫中皇上的疾病如果御医不能治好,通常都会到民间去征召高手来给皇上看病,而这些民间医生往往应用一些偏方治好了皇上的病,宋代这样的“民间御医”事例有不少记载。
  宋仁宗时候,总是头晕目眩,一直卧病不起,御医开出的各种药方都不见疗效,于是征召民间医生入宫,民间医生用针灸的方法,针刺皇上脑后的风府穴,刚刺完,宋仁宗就觉得头脑清醒许多,没有多久病就好了。
  宋徽宗的嫔妃患咳嗽,整日不能安睡,非常难受,负责诊治她的李御医用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因为这个嫔妃当时正受宠,所以李御医非常担心,如果治不好,可能自己性命不保,果然,宋徽宗下诏说如果三日内再治不好,就要将李御医杀头。李御医回家后,十分苦闷,这时忽然听到外边喊:“咳嗽药,一文钱一贴,吃了晚上就能睡好觉!”情急之下,他就买了十贴,这是一种浅绿色的药粉,用碎葱姜蒜泡成的淡齑水滴几滴麻油后服用。李御医怕药性太强,于是把服用剂量减少了一些,分两次给徽宗的爱妃吃下,结果当晚这个爱妃竟然真的不咳了。后来李御医向卖药的小童索要医方,原来只是用蚌粉在新瓦上炒红,拌入少许青黛制成的粉黛散而已。
  宋徽宗喜欢吃冷食,经常腹痛,御医给他服用了很多药也不见效。于是请来民间医家杨吉老来看,杨吉老诊脉后说,皇上的这个病需要服理中丸,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御医给我开的也是理中丸啊,吃了很多了,也没有用!”杨吉老说:“您的疾病是因为食冰过多,所以我这个理中丸所用的汤使不同,要用冰煎药,这样药丸能够直达病原,才能治好。”徽宗半信半疑地吃了杨吉老做的理中丸,竟然真的痊愈了,杨吉老也因此入宫做了御医。杨吉老说的“汤使”,是指中药汤剂中的引经报使药,引经报使药又叫引经药,它是一种可以引导其他药物直达病原的药物。如果运用得当,药力就会大大增强。同样的理中丸在御医和民间医生手里因为用了不同的引经药,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差别,让人不能不感叹医术的深奥。在今天,这个理论在中医药学上仍然被运用,诸如桑白皮是肺经的引经药,在治疗肺燥所致的咳喘方剂中就会加入桑白皮做引药;香附、柴胡是肝经的引经药,在治疗肝气郁滞、胁肋胀痛时会加入柴胡、香附为引药等等。
  宋孝宗患了痢疾,御医们也是束手无措,御医总管也是屡屡受到责骂。有一天,他路过一家小药铺说能够治痢疾,就把掌柜召进宫中,这位掌柜是个隐名的江湖郎中,问了孝宗的情况后,得知孝宗喜欢吃海鲜,经常吃螃蟹,痢疾就是因为吃海鲜过多造成的。于是就开了一个药方,采新鲜的河藕用金杵臼细细捣成汁,把藕汁和热酒调和后服用。果然孝宗的痢疾很快就治好了。为此,孝宗赐予药铺掌柜金杵臼,又加官为防御。这家小药铺就打出了“金杵臼严防御”的招牌,从此名声大振。
  御医局限在宫中给皇帝治病,接触的病人自然不如江湖游医那么广泛,而且治病时也多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法,因此有时不能药到病除;相反,这些江湖游医,由于他们见识多广,又敢于用药,被召进宫中给皇上看病往往能收到奇效。所以这些“民间御医”在宫廷医疗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治病有功不忘谢扁鹊
  许希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后来经过一个神医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好了起来,但是家中为了治他的病耗费了不少家财。许希病好后,开始发愤研习医书,并在家乡行医治病,慢慢有了名气,后来他的父母过世,许希独自一人到京都闯荡,结识了不少着名医家,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最擅长针灸,名气越来越大,很多显贵人士也来找他看病,他曾经受诏到宫中给宋仁宗的姐姐看病,治好后许希更是名声大振。
  景年间,宋仁宗胸口总是剧烈疼痛,非常难受,御医们开了很多药方,吃完了仍然不能缓解病证,于是许希受诏入宫给仁宗诊治,许希看过之后说,皇上的病要在心下包络之间的地方针刺三下就可以治愈了。皇帝身边的御医、大臣和后妃们一听都大吃一惊,说心脏是重要的部位,在心脏附近施针实在太危险了,宋仁宗听左右这么一说,也有点担心后怕,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有讨好皇上的侍臣愿意为仁宗以身试针,看到许希试针之后侍臣并没有什么异样,宋仁宗才允许许希为他施针,许希针刺之后,仁宗的心口疼真的给治好了,宋仁宗高兴地任命许希为翰林医官,又赐给他金银绸缎。
  许希向皇上行礼感谢皇上恩典之后,又转身向西方行了个礼。宋仁宗大惑不解,就问他为什么。许希说,扁鹊是臣的老师,今天治好皇上的病,不是臣的功劳,是臣的老师在暗中帮助,臣怎么敢忘记老师呢?臣希望皇上能够恩准我用这些金银兴建一座扁鹊庙,来表达我心中对老师的敬意。仁宗立即同意,并封扁鹊为灵应侯,扁鹊庙修好之后,引来很多学习医术的人到这里参拜,后来宋政府把太医局也设在扁鹊庙的旁边,许希在这里教学行医,官至尚药奉御。
  针灸从唐代开始作为一个分科在治疗中就起到很好的作用,唐高宗时就曾请御医为自己的头部扎针放血,从而治愈了头痛的顽疾。宋代对于针灸就更为推崇,许希用针灸治疗比起其他御医用药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也说明了针灸疗法的独到之处。许希在生前还着有一本《神应针灸要诀》,记录了自己对针灸疗法的心得体会和针灸治疗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可惜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


不做御医留美名,却做奸臣乱朝政
  王继先是南宋时期一个很受宠的御医,但是他又勾结秦桧,搅乱朝政,一生功过参半,最后也没得到好结果。
  王继先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们家族以“黑虎丹”闻名,号称“黑虎王家”。王继先继承家学,对医术也非常精通,他因为给太后治病,药效显着,因此入宫成为宋高宗的御医,世人也称他“王医师”,还被授予了和安大夫之职。建炎年间,金军突袭扬州,高宗半夜仓皇而逃,因惊吓过度,出现了阳痿的症状,高宗非常苦恼,于是请来王继先,王继先给高宗服用了淫羊藿,这是一种壮阳益气的药,高宗服用后,果然有了效果,从此就更加依赖王继先。
  王继先还奉诏带领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人重修本草,修订后的成书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又称《绍兴本草》,这也是南宋唯一的一部药典性本草着作。这本书主要修订的是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证类本草》也是宋代医学史上一部比较重要的书籍,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高度评价了此书。《证类本草》刊行后几经修订,王继先校订后的《绍兴本草》也是其中的一次修订。修订成书的《绍兴本草》有32卷,收录了药物1748种,还新添了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6种草药,这部书对于南宋的医学也算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是王继先在医学上的主要业绩。
  不过,王继先没有把他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到医学研究上,这可能跟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关系。他为人奸诈狡猾,又善于阿谀奉承,虽然只是一个御医的身份,但仗着高宗对他的宠信,在朝中专横跋扈,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他。他与秦桧两人臭味相投,很快结为兄弟。王继先利用御医之便,向秦桧报告高宗的举动,两人勾结一气。到后来金兵进犯时,他竟然还怂恿朝中大臣向金兵求和,他的这些做法招致了很多朝臣的不满,侍御史杜莘老上书弹劾了王继先,在上书中,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如广造宅第、侵占民房、私置兵甲、诬陷亲人、贪污行贿、霸占民女等等,宋高宗碍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只好遵从大臣们的意愿,将王继先及其家族子孙统统罢官,贬至福州,全部家财也被没收。从此,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御医也就销声匿迹了。


辽帝喜欢汉医治病
  辽、西夏、金、元四个朝代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相对于汉人,他们在医疗上还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医疗制度关乎统治者的安危,因此这四个朝代,医疗同样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都参照前代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
  辽是契丹族人建立的,他们没有医药,治病还崇尚巫祝,但是他们对中原文化还是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想法,入主中原后,他们也得到了大量的宋代留下的书籍、医疗设施等等,辽代皇帝还组织人马来翻译这些文献,学习汉人的医学知识。辽代实行的双轨官制,即北院官和南院官。北院官治理国政,基本都是辽官;南院官管理民事及征战,基本都是汉官。在医疗方面设有太医局,属于北院管理,官职有太医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使。另外还设了承应小底局,由数名汤药小底官组成,他们负责皇太后、皇后、太妃、太子等的医疗。汤药局由南院管理,专门负责制药。逐渐辽代的皇帝也习惯了汉人的做法,生病的时候也会让御医来诊治,当时汉医李爽、陈秘、王继恩、赵安仁等都曾在太医局里任职,辽代皇帝也很重视学习中医,辽景宗耶律贤就是学习颇有成就的一位皇帝,他的针灸术非常有名。


西夏王看病求助邻国御医
  西夏是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跟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断接触中,才逐渐改变了以前治病不用医药的看法,并开始学习宋朝传下的医学知识,但是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医疗制度体系。西夏国的皇宫贵族生病的时候,如果本国不能医治,他们还会向外求助,西夏王李仁孝曾经派人到金国求助,希望他们派人来医治患病的西夏大臣,当时的金世宗完颜雍派出了保全郎王师道前去,金世宗担心如果治疗有误会影响两国的交往,还格外指示王师道说,在西夏国治病时要见机行事,如果病人病情严重,就不要治了,否则治坏了反倒让西夏国不满意;如果病情不重,能够治愈,也不要耽搁太久,必须在一个月内回来。王师道到西夏国后,按照金世宗的旨意,不到一个月就治好了西夏大臣的病。


金代汉族御医备受歧视
  金代的基本设置都沿袭宋,同时根据女真族的特点做了一些调整。金代设有太医院、御药院、尚药局等宫廷医疗机构,金代把宋代的翰林医官院改为太医院,归吏部领导。尚药局、御药院则归属管理宫廷事宜的宣徽院。金代太医院里设置正五品太医院提点、从五品太医院副使、从六品太医院宣判、从八品总判院事、从九品太医院管勾,还有都监、同监等。金代的太医院官阶已经增至25阶,最高的为保宜大夫,其次为保康大夫、保平大夫、保颐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保善大夫、保嘉大夫、保顺大夫、保合大夫、保冲大夫、保愈郎、保全郎、成正郎、成安郎、成顺郎、成和郎、成愈郎、医全郎、医正郎、医效郎、医候郎、医痊郎、医愈郎等。尚药局里的官员有正五品的尚药局提点、从五品的尚药局使、从六品的尚药局副使。御药院设从五品的御药院提点,正八品的御药院直长,还有御药院都监和同监,掌管宫廷的御药。金代太医院的医生也多是由宋时汉人的御医来担任。金代虽然在医疗上比较重视,但是御医因为大多数是汉人,因此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金国的几代皇帝一怒之下杀死御医的事情也非常多。比如海陵王完颜亮生性残忍,他的皇子得病死了,完颜亮降罪到太医院,把太医院副使谢友正杀头,并将御医安宗义等施以杖刑并予以革职。另一名太医使祁宰,医术精湛,因治病有功多次受到奖赏,有一次在给王妃看病时,祁宰看完颜亮心情不错,就大胆地向完颜亮上奏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完颜亮觉得一个小小御医,还想操心国家大事,十分恼怒,二话没说,就将祁宰斩首。金世宗时,无辜的祁宰得到了平反,他的儿子也当上了尚药局都监。金宣宗完颜时,御医侯济、张子英给皇太孙治病时也因用药不当,遭到杖责除名的惩罚。在汉人御医服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


元代太医院院使官阶高达正二品
  元代是这四个朝代中最昌盛的时期,医疗机构方面在宋、金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设有太医院、典医监等机构。太医院仍作为医药卫生的管理部门,掌管各种医疗事宜、提供宫廷御药、管理医疗人员,隶属宣徽院。太医院一度曾改名为尚医监,后又恢复太医院之名。元代当时把人分为十个等级,即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医排在第五,说明元代对行医之人的尊重。元代太医院的最高管理者已经位居正四品,还曾经升级为正二品,这在中国历代可能是御医所能达到的最高官位了,足见元代对医疗的重视。元太医院一般设有太医院提点、院使、副院使、院判等,医生的官阶包括保宜大夫、保康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保顺大夫、保冲大夫、保全郎、成安郎、成和郎、成全郎、医正郎、医效郎、医候郎、医痊郎、医愈郎等15个官阶,不同时期也稍有不同的变化,基本职责没有太大变化。太医院下面设有广惠司、回回药院、御药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医学提举司等机构,分别管理宫廷和民间的医事活动。其中,御药院统一负责宫中各种药品的管理,包括各地进献的名贵药材,同时还要制作宫内需要的成药。回回药院,主管御用的回回药物的炮制和用药事宜,都是由回族的医生来担任。元代的御香局,是管理各种后宫御用香料的机构,从唐代以来,后宫对于化妆美容都更为重视,也开始有了专门为宫内的各位娘娘制作美容用品的机构。典医监是隶属储政院的为东宫太子提供医疗保健的机构,有掌印官、卿、太监、少监、丞和经历、知事等,掌印官在元代蒙语里又叫做“达鲁花赤”。典医监下设有广济提举司、行典药局、典药局。行典药局负责东宫的药品采办,典药局则是对东宫的药品进行管理。


考医也要“科举试”
  辽、西夏、金、元四代很看重学习汉人的医学,因此医学教育在这四个朝代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辽代因为战事仍频,没有制定正规的教育制度,不过重视学习医术和重用汉人医官也体现了辽代对医学的推崇。金代设立了司天医学试科,医科分为十科,每月都进行常规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奖惩,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不是医科的学生也可以来参加。
  元代将医学分科扩大到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13科,后来又将大方脉和杂医科,正骨科和金疮肿科,口齿科和咽喉科,祝由科和禁科合并,改为9科。公元1272年,设立医学提举司,作为太医院所属的专门负责医学教育的机构,同时也负责太医院官的考核以及整理校正医学书籍、监察药材的品质等工作,医学提举司设医学提举和副提举,为从五品。元代的医学教育已经不再集中在太医院,而是推广到各地方机构来组织。元世祖忽必烈时,授予太医院副使王安仁金牌,让他到全国设立医学学校,各地医学学校都设教授1名,由朝廷委任,医学教授还可以免除差役,医学学校中还有辅佐医学教授的学录、学正等人员设置,由太医院指定人选,地方县则设学谕1人,由各地医学教授选聘。
  元代各科医学生学习的公共课程为《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又按不同专业分科学习《圣济总录》中的内容,以及《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后来不但要学习医学理论,还将四书也作为必学课程。元代医学教育的考核也比较严格,定期会对医学学生进行考核,根据学习的优劣进行奖惩。考试的题目由医学提举司按照各科统一出题,元代医学考试的内容规定不但要考核医学理论,还要考核四书五经。对于医学教授教学水平也有规定,每次医学提举司所出的题目,医学教授也要选择其中的3道进行解答后上报,作为对医学教授水平的一次考查。如果教出的学生不合格,就会罚俸,严重者还要撤职。在元仁宗时,还制定了“试验医人条件”,对于医生有了资格认定的办法,跟元代的科举考试模式一样,每三年的八月举行乡试,考试合格者第二年二月份再到元大都进行一次会试,进入太医院者则需要年龄在30岁以上,医术精道,医德高尚,由各地方保举推荐。他们是在八月的乡试中各科取前100人,再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取30人,这30人中,再比试一次,叫御试,御试的一甲、二甲、三甲有机会可以进入太医院或者医学提举司任职,也有的可以去医学学校担任教授。


既给皇上治病,又帮皇上治国
  历史上能够以一个御医身份参与朝政,一边照顾龙体的健康,一边辅佐皇上治理国事,而且深得皇帝的信赖,这样的御医史上罕见,许国祯就是这样的一位出色的御医。
  许国祯的祖父、父亲都曾任朝中官员,而且也都会行医治病,所以许国祯得了家传,年轻时就已经以医术出名。元世祖忽必烈还未登基时,许国祯就已经授命来掌管医药。她的母亲韩氏是一位食医,曾经侍奉忽必烈的母亲庄圣太后的饮食,深得太后的信赖。庄圣太后五十三岁时,生了一场大病,许国祯为其诊治,很快就治愈了。太后病愈后还特别赐给许国祯白银五十三锭。
  许国祯为人正直,当时有个御医在治疗王妃的眼疾时,因为用针不当,使王妃的眼睛失明,忽必烈大怒,立刻就要杀了这个御医,许国祯这时站出来说:“虽然论他的罪应该死,但是御医也是一个普通人,治疗王妃的贵体,心情难免会紧张,一时造成了失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杀了他,以后谁还敢给皇亲国戚来看病呢?”忽必烈到底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明君,平心静气之后,觉得许国祯说得有理,就赦免了那个御医。还夸赞许国祯性格耿直,适合做个谏官。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非常喜欢喝马奶,忽必烈因为喝马奶过多,患上了一种脚病,许国祯给他开了一付药,忽必烈刚喝了一口,觉得实在是太苦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喝了。许国祯劝说忽必烈说,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今天皇上如果不喝下这药,以后病情加重还是一样要受苦的呀。忽必烈听不进去许国祯的劝告,一直没有吃药,结果脚病越来越重,最后忽必烈只好再次叫来许国祯,对他说,当初没有听你的话,现在真的让这个病折磨得够呛,看来还是你说得对,为了治好病,药再苦也得吃!许国祯借机又对忽必烈说,既然已经知道了良药苦口的道理,那么忠言逆耳我不说皇上也能明白了!在治病的同时,还不忘给皇上灌输治国之道,可谓用心良苦的御医,忽必烈也确实是非常器重许国祯,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怪罪他,相反只要说的有理,就会嘉赏他。
  在忽必烈出征时,许国祯也会辅佐在他的身边,给忽必烈出谋划策,立下不少功劳,在后来忽必烈即位后的朝政治理中,许国祯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并向皇上推举了很多有识之士,忽必烈还授予他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召见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许光禄,许国祯在朝中的地位非常显赫。
  许国祯主持编纂了《御药院方》一书。《御药院方》以宋、金、元三朝御药院的医方为基础,进行校勘,修改了其中错误,并补充了遗漏。全书共11卷,收方1000余首,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养生、美容等多方面内容。这本书收集的验方,主要是宋、金、元三代的宫廷秘方,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宫廷用药的经验。光是美容方面就有60多个方子,其中黑发方37首,润发方7首,生发方1首,美面方18首,洁牙方4首。黑发方以丸剂为主,润发方以汤剂稍多,生发方仅膏剂1首,美面方亦以膏粉剂为主,洁牙药多为粉剂或汤剂。对于美容方的使用方法也提出了很多注意事项。比如黑发多用温酒或盐汤送下,染发类均须少量多服,润发多为汤洗,美面则以膏涂之,亦可用汤洗之,美容的同时还应注意饮食禁忌,如何首乌丸忌猪肉、无鳞鱼,巨胜丸忌羊血、生葱、萝卜,神仙六子丸忌萝卜、生韭、蒜等。
  许国祯还主持了修定本草的工作,修订工作花费了四年时间,这也是元代唯一的一次修订本草,成书后定名为《大元本草》,今已失传。许国祯的儿子许?跟随父亲学医,学成后与父亲共同侍奉忽必烈,并在太医院内任职,也得到世祖忽必烈的喜爱。


忽思慧——中国元代的“大长今”
  忽思慧是蒙古人,他最擅长的是食疗,这在宫廷中也是皇帝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忽思慧做了宫中的饮膳御医,专门负责宫中的饮食调理,负责皇帝及后宫的营养保健工作,他对各种食品的营养保健功能、滋补药品的作用、饮食卫生乃至食物的毒性等都非常有研究,因此他做出的御膳不仅有营养,而且在保健和治疗疾病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元仁宗时,因为数年在外征战,四处奔波,操劳过度,肾气亏虚,患了阳痿症,十分痛苦。忽思慧根据元仁宗的情况,做了“羊肾韭菜粥”为他调治。元仁宗每天坚持喝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病就痊愈了,不久王妃也怀了孕,仁宗喜上加喜,大大奖赏了忽思慧,同时让忽思慧将此粥列为宫廷膳食良方,此后也经常服食。
  忽思慧作为一个饮食御医,不光会做各种有营养的膳食,还不忘整理自己的心得,并结合前代各家本草、名医方术、民间饮食的经验,在公元1330年编撰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介绍饮食保健营养的专着,对今天的饮食搭配、合理进食及治疗慢性疾病等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饮膳正要》共分三卷。第一卷分“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聚珍异馔”等六部分;第二卷分“诸般汤煎”、“神仙服食”、“食疗诸病”、“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十一部分;第三卷分“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性味”等七部分。其中包括药膳菜肴94种,汤粥类35种,抗衰老药膳方剂29种等,并配有插图。
  书中收集的各种食疗配方,集合了回、蒙、汉各族的饮食,对于研究各民族的饮食特点也非常有价值。如“烧水札”用酥油、水和面,包水札(水札是一种水鸟),入炉内烤熟;还有将羊放在地坑中烤熟的“柳蒸羊”,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食品。还有一些非常简单的食疗食品,如茄子馒头等,在《饮膳正要》中还收录了一些如“回回豆子”、“赤赤哈纳”等罕见的原料。


太医院围着皇上转
  明代是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宫廷医事上也是以太医院为中心,设置了非常细致的各类机构,而且互相制约。明代的太医院不同以往朝代的太医院,前代太医院无论职能如何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都能起到一定作用。明代完全不同,太医院几乎变成了皇帝的专属,名义上还是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实际上都是在皇宫内为皇帝和皇室贵族服务,宫廷之外的医疗更多地转向由地方机构来管理。这时的太医院应该说就是纯粹的御医院了,虽然仍然是管理者的角色,但是太医院下的其他医疗机构都相对独立,不完全由太医院统一领导,太医院的职责主要是培养御医、派驻御医和对御医进行选拔。不过一旦在诊治过程中出了问题,太医院却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可以说,明代的太医院担当着一个左右为难的角色。
  明代的太医院建制分为三个阶段,从医学提举司到太医监再到太医院。医学提举司主要是沿袭元医学提举司的职能,进行医学教育的推广。设有提举为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其余还有学政正、官医及提领等职,均为从九品。
  三年后,医学提举司改名为“太医监”,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皇帝来监察全国的医药事务,主管官员少监升为正四品,监丞正六品。公元1367年,“太医监”改名为“太医院”,第二年,朱元璋登基,太医院的建制基本定型,设有院使、院判、同知、典簿等官,院使为正三品,院判正五品,同知正四品,典簿正七品。其后又改为设太医令、丞、吏目、御医四种职位。到公元1389年,重新规范太医院官职,改成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四级,另设医生、医士数名,同时正式敕封太医院为正五品衙门。御医当时为正八品,吏目为正九品,官阶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编制一直延续到明末。


南北两院制,北院握大权
  明代的太医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两院制。因为明始建于南京,因此最初是在南京建的太医院,迁都北京后,兴建紫禁城时,在紫禁城的东南又新建了一个太医院,从此形成了以北京太医院为首的两太医院制。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北京的太医院在建制规模上完全占有了主导地位,加上北京的太医院直接为皇宫服务,地位也就更加显着,北京太医院的人数最多时已经达到160人以上。而南京太医院基本上都不再设院使、御医、吏目等官职,仅仅设置一些医士充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60人,仅仅负责南京一带的医药工作。太医院属吏部和礼部同时管辖,院使院判的职位都是由两个部同时选拔考核,最后核定人选的。不过皇上往往会根据个人的喜好,亲自选定。
  北京太医院除统管全国医政管理之外,同时负责皇帝包括皇子、后妃、大臣等人的医疗。院使、院判、御医等,要分班在宫内的御药房轮值。帝王出巡,太医院官也要随从侍奉,医官加上御医及药员每次都要跟上二十多位一起护驾。
  北京太医院要制定、监督、执行和协调国家的医政法令。由于受到皇权的独裁,太医院很少能亲自订立制度,基本上都是从上至下实施,皇上一句话就是一道令,太医院的医官们不管是否合理,也会跟着执行。明嘉靖世宗皇帝朱厚璁在一次瘟疫流行时,下令太医院筹置药方和药品下发,药方定好后他要亲自检查后才下发下去,以一国之君,连治瘟疫的方剂也要钦定,这更促成了太医院惟命是从、不敢负责的惰性。明代对于医药事故的处罚,相对唐、宋来说略微轻一些,诸如唐宋御药制作出错,要处以绞刑,而明代仅处以杖刑一百下。药材拣选制作不精细的,从原来的杖刑一百减少到六十。
  负责帝王的医疗保健是太医院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宫廷中还设有很多其他的保健机构,诸如御药房、典药局、安乐堂、浣衣局、月子房等等,这些机构的办事人员都要从太医院中输出,同时太医院管理着整个宫廷的药材的采购、保存、制作、发放。太医院和这些医疗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都有可能牵扯到太医院这里。
  太医院唯一比较有发言权的职责就是负责医官、医生的选任、差派、考核、奖惩等。宫廷各医疗机构以及地方医疗机构的人员派遣都由太医院来统筹安排。
  明代的医学教育都以地方教育为主,中央没有专门的医学教育学校,而太医院所需要的御医都需要自己来培养,太医院内设十三科,以培养御医的后备人才。御医的培训也有统一标准:必须是正宗的医户子弟,术业精通,有培养前途的经考核考试选拔后方可入学;入选学生须进行分科学习;分科学习同时还要学习相应其他相关内容;根据学习的课程,每年有四次考试,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日后的升迁等等。太医院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向皇上或者直接管理的吏部和礼部推举人才。


御药房里三件事,件件要命
  明代的御药房是为皇帝健康服务的一个最直接部门。明初叫尚药局,后改为御药局,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在紫禁城的文华殿后面又建了圣济殿,作为御药房办公所在。圣济殿在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被烧毁,清代在圣济殿旧址上建造了藏书的文渊阁。圣济殿御药房由提监和太监管理,设有尚药奉御、直长、御医、药童、吏目等人员,人数随时增减。公元1587年,御药房下又设置了御药库,建在圣济殿的后面。当时还刻了一枚“御药库关防”的印章,由提督太监掌管,日常御药房的药品调入、领取等事项,都要有这个御药库关防作为凭证;同时御药库所有药品清单、药品进出记录等定期要清查造册,之后送礼部存档。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记录就是追究责任的依据。明代宦官专权也体现在医疗制度上,御药房的最高负责人不是院使、院判、御医这些专业的医生,而是由太监来管理,这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明代御药房管理的都是宫廷用药,因此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规矩,不允许出半点差池。每天由太医院的院使、院判、御医分两班值班,每天要做三件事。
  一件是药材的管理,对于各地进贡来的药材、药品,要根据质量优劣进行分拣,礼部也会派官员来监察药材选拣的过程。分拣后进行详细登记入册。
  第二件就是随时听从宫内差遣,给帝后们诊治。明代给皇上皇后治病已经形成一套流程,大病小病都照此执行。诊脉时,先由值班的太医院院使或院判诊脉,接着再由值班御医诊脉,之后发表各自的诊脉意见,大家一起拟定一个处方,处方上将药帖连名封记,药方下要写明本方的药性、治疗病证的效果等等。
  第三件事情就是根据药方监督御药煎制,在御药制作时,要有太医院院官和内臣一同监视,做好后每剂药都分成两付,其中一付先要由御医、院判、内臣三人尝过之后,没有问题,才将另一付进献给生病的皇上,这一系列的诊治、制药过程,都要在专门的医簿上做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由所有参与诊治及制药、尝药过程的医官、御医、内臣签名后,加盖“中书省印合缝”,以备查考。如果皇上服用后,治疗效果不佳,这些医簿上记录的相关人等就会招致麻烦,甚至惹上杀身之祸。
  所以,每天基本上所要做的三件事并不是很复杂,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皇上的性命相关,好则万事大吉,加功行赏,坏则严惩不贷。因此,到宫中当值做御医是荣辱未卜的事情,尽管当时进入宫中的御医都是经过礼部在太医院的严格考试,优等者才能有资格到御药房轮值,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进入宫中当值,所担当的责任之重大也是非比寻常的,所以也有一些人为了保全性命,宁可放弃进宫做御医的机会。


后宫医疗各就各位
  在明代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划分很细,宫中每个医疗机构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为宫内除了帝王之外的人员服务。
  典药局是为皇太子服务的。明洪武年间设立,其中设郎1人,丞2人,内使10人,另有司药、典药等医官。典药局的御医也是由太医院推举医士,吏部审定后来任命。太子是皇权的继承人,明代有过多次的太子争夺皇权的事件,因此太子的安康也十分重要,典药局所负责的事情和规则基本上都与御药房一致,只是服务的对象有所变换而已。
  明初的时候,在后宫设了六局,其中由尚食局来负责后宫医药。内舍有司药2人,典药2人,掌药2人。负责的人员都是女医官,明永乐后才改为太监充任。当时对女医官的管理也很严格,其中有一条格外突出,就是规定女医生进入宫中为后宫诊病必须验身,检查是否怀孕。这个规矩是慈圣皇太后时期定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慈圣皇太后患眼疾,让医妇刘氏、彭氏入宫,因为治疗效果不错,就把她们留在宫中。彭氏当时已经怀孕,为了贪图皇太后的奖赏,于是一直隐瞒不报此事,后来竟然把孩子生下来,并将孩子淹死。这件事情哪里能瞒得住,不久就被人发现并上报了皇太后。这种事情本来应该处以死罪,但是慈圣皇太后因彭氏治病有功,于心不忍,就没有杀她,而是打了三十大板,降职到礼仪房。从此以后宫中就立下了进宫女官要进行验身的规矩。
  为后宫所设的医疗机构还有安乐房、月子房等。安乐房分为内安乐堂和安乐堂两种。安乐堂为宫内太监治病,内安乐堂是为宫内嫔妃治病养病的场所。设有医官3名,医士36人。医士由太医院派遣,药材也由太医院负责统一配给。安乐堂确切地说就像一个养老院,宫内的嫔妃年纪大了,生病多了,就会被送到这里休养,如果身体状况十分差,无法救治,就会送到浣衣局,这里算是宫妃们的终老之地,死后会在西直门外设的净乐堂火化。在明代宫内嫔妃的归宿都有制度管理,一方面体现了对待后宫的人性化,另一方面也是防范宫中的帝王私密之事外泄,所以进入宫中的人员想自由出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明代对于后宫嫔妃的生育更为重视,专设的月子房就是供后宫嫔妃生育时进行医疗保健的专用场所。对于生育也制定了制度,每年明朝廷要派人到各地挑选奶口(乳媪)、稳婆、医婆,挑选都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家庭情况、身体情况等等都要考察清楚,符合宫内各项规矩者,才能够入宫。奶口就是奶娘,最为重要,如果她乳养的皇子长大荣登皇位,那奶口也会与荣俱荣。经过挑选后,挑出的40名奶口会先送到锦衣卫的奶子府集中起来,提供很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饮食,让她们精心保养,以保证奶水的充足和质量。另外还有80名是候补奶口,也叫做点卯奶口,她们随时补足宫中奶口不足的空缺。没有得到传唤的,会被发遣回家,这时又会选新的奶口再补充进来,这样,始终能随时根据宫中的需要提供有充足奶水的奶口。稳婆和医婆则是专门负责给宫中后妃接生保健的女医,稳婆主要是要从民间挑选接生技术好、品行好的人来充当,除了负责宫中嫔妃的接生之外,稳婆在挑选奶口时也要对奶口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宫中选宫女时,稳婆也负责检查宫女身体及检验是否是处女等。医婆则是负责料理产妇的身体,她们要精通医脉,知道产后如何保养,饮食及卫生禁忌等,帮助产妇尽快恢复。这群特殊的女医们在月子房里保证宫内嫔妃的生育,为王室传宗接代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代为医,代代为医
  受到元代世袭制度的影响,明代也继承了这种世袭的制度。明政府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每户必须子袭父业。就是说一旦被划归医户,那么他的子孙就必须世代行医,只有残废或年逾七十不能行医了,才可以退休。这种医户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家的医术能够代代相传,但是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学人才的发展,甚至在后来的科举考试,医户也不能参加,医户的发展仅被局限在医业之内,想做官都难。这种医户世袭制度的弊病日渐显现,在明末终于被废止。
  医户世袭制度对明代医学人才的补充还是有所作用的。虽然医生在明代地位不高,但是明政府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制度上后来也有所宽松,增加了医户子弟进入仕途的途径。一条是在太医院增设了医学,挑选各地医户子弟中的优秀人才进行培养,不过人数很少,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入选后学成的学生就能够进入太医院任职。另外一条是明代在各地也兴办医学,鼓励医户子弟入学深造,以备朝廷不时之需。


御医选拔三条路:考试、推荐和捐钱
  对医学人才的选拔都是通过考试、推荐及捐纳钱财免试为官。考试有针对入选太医院学生的,有针对医士的,还有针对医官升补的。太医院学生学习期满后考试合格,可以在太医院做医士,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学一年再考。如果三次都没考核通过,就会被退学。医士考核是针对各地医学学生进行的选拔,这里除了医学世家的可以参加,另外一些受到推荐的精通医业的人也可以参加。太医院里的医官升补考试主要是御医、吏目的升补,吏目由医士升补,御医由吏目升补。升补的条件都非常严,比如医士升御医,医术优异者,在内廷做满3年,或者外派工作满6年,可以考试升补御医,后来又改为内廷做满6年或者外派满9年。而御医升做院判,要做满9年,如果有空位才可以升职,没空位则规定暂不升职,但可以升俸。
  推荐选拔是当时选才最主要的方式,推荐的人选经过朝廷考核,有时帝王可能还会亲自过问,之后可以进入太医院。明初的唐毓、徐富等都是因名而被举荐进入太医院的。洪武年间,吴彦高因为治愈了皇上的疾病而受宠,进了太医院做官。明代最有名的是戴思恭、盛寅、许绅、吴讷等人,其中许绅曾经做到工部尚书一职,官至一品,可谓御医史上的奇迹。而另外3人也是做到太医院最高院使。
  明代还实行了捐纳钱财为官的方式,这种方式,慢慢导致了不良风气的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人利用不正当的途径希望升迁,使得一些在民间通过世袭家学潜心研究医术的人才难以出人头地。


好药源源上贡,香料最吃香
  明代社会经济相对稳定,而且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医学在明代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且明代各类医家都非常重视药物学的研究。为了保证为王室保健服务和进行医学研究的宫廷用药,明代对全国的药物产出、采集、纳贡、贮藏、调拨等等都做了明文规定。御药房下设的御药库和太医院下设的生药库,都是专门从事药品收贮的机构。生药库主要是为普通民间医疗机构的惠民局之需而建,收集的药材主要用于惠民局药局向民间贫困病人施药以及遇到天灾瘟疫的时候发放防病药品。
  上贡药品的来源都是各地进贡的地道药材,中央对各地的药材每年征收一次。比如浙江的紫菀、江西的香蒲、湖广的贝母、白花蛇、朱砂、麝香,四川的附子、天雄、犀角、琥珀,山西的苍术、辽东的人参等,对这些地方都有规定数量的进贡标准,必须按时按量上缴。为此,各地的药农因为如此沉重的上贡负担十分不满,为安抚民心,明朝采取变通的方式,把贡药的十分之一折成银两作为给药农的酬劳,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药农的怨愤,不过明朝对上贡药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这点酬劳加上再被地方官吏层层克扣,药农依然是苦不堪言,而宫中的用药就是靠着各地的不断上贡才得以保障。
  明代由于经济的强盛,对于周边各国的影响也十分大,所以药材的另一个来源是国外进贡的进口药材。这些药材包括犀角、硫磺、苏木、苏合油、胡椒等。最受宫廷喜欢的是香料药、苏木、胡椒。香料类的种类非常多,包括降真香、木香、丁香、檀香、沉香、乳香、金银香等等。在明代香料不但已经成为宫廷中最不可缺的药材,连民间也都有所流行。当时用香料主要是浴佛浴身、进行宗教祭祀、熏衣、去除异味、美容等。而香料在治疗上也得到普遍使用,甚至都到了滥用的地步,御药房及生药库中的香料药多得不计其数。这些香料大都为国家统一控制,珍贵的香料民间很少能够找到,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料、苏木、胡椒等药材还被朝廷当作俸禄来发,开了以药代俸的先河,而珍贵药品被当作赏赐品更是屡见不鲜。


先关御医再吃药,用药见效才放人
  盛寅从学医到成为御医的过程一直是起起落落,充满了传奇色彩。盛寅的医术应该算是偷学来的。当时他从师一个叫王宾的老师,王宾曾经想向戴思恭求习医术,但是他觉得自己年岁大,不能做戴思恭的学生,有一次趁戴思恭出诊,王宾就趁机偷走了戴思恭的医书,学到不少精华。王宾死前,家中无子继承自己的医术,于是就将他偷来的戴思恭的医书悉数传给了盛寅,盛寅因此医术长进神速,不久也就成了名医。
  盛寅当上御医也很偶然,这要从一个太监说起。永乐初年,宫中的一位太监患了胀病,盛寅给他诊治后,很快就治愈了,太监又得以回到宫中。明成祖朱棣在校场练习射击时,太监前去服侍,明成祖看见这个太监非常惊讶,问道:“不是说你病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太监于是把盛寅如何治愈他的前后经过一一讲给明成祖听,成祖听后非常欣赏盛寅,于是召他入宫,让他给自己诊脉。盛寅诊过脉后,说从皇上的脉象看是有风湿病,并开了药,明成祖吃后果然见效,于是封盛寅做了御医。
  有一天早上,盛寅在御药房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就像要死了似的难受,旁边的医生们都不知道怎么才好,后来有位民间医生自荐来给盛寅看,之后用甘草浓煎后令盛寅服用,结果很快盛寅就苏醒过来。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民间医生说,其实盛寅是因为没有吃早饭,胃气虚弱,进了药房后,不能抵御药气的熏蒸,中了药毒,所以昏厥过去。被救的盛寅非常高兴,并告知皇上奖赏了这位民间医生。
  明仁宗朱高炽在东宫做太子时,他的妃子张氏有十个月没有来月经,御医们都诊为怀孕了,向太子贺喜。只有盛寅反对,认为张氏根本没有怀孕,张氏赞同盛寅的说法,就让盛寅来给自己看,盛寅看完开出了一张方药,太子一看是破血剂,对盛寅的诊断不太相信,因此没有用此方。过了几天,张氏的病又加重了,没办法又召盛寅来看,盛寅看过之后,还是开了原来的处方,张氏对太子说,还是吃了盛寅的药试试吧,太子虽然没有别的办法,但还是担心吃了盛寅的药,如果张氏真的是怀孕,孩子就保不住了,于是太子命人把盛寅先关起来,等见到药效以后再做定夺。盛寅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害怕,心想这下盛寅弄不好就要被分尸而死。还好,盛寅的诊断是对的,张氏用完药,瘀血排出来,月经也正常了。太子非常高兴,令红仗给盛寅开路,说给他压压惊,护送他回家,并大加赏赐。盛寅经过这一劫,虽然大难不死,但也受惊不小,太子继位后不久,盛寅就请求被派到南京太医院任职,以免日后再生是非。


三朝得宠,不被治罪反升职
  戴思恭算得上是明代杰出的一位御医,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医术确实高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皇上对他信任有加,使得他能够在宫廷内如鱼得水。
  戴思恭也是医户出身,从小深得家学,他和弟弟戴思温跟着父亲戴士尧还拜金元时期着名的医家朱震亨为师,戴思恭的聪慧好学也最受师父的赏识,终于得到师父的真传,学成后医术闻名江浙。明朝洪武年间被太医院推荐,从而被封为八品御医,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非常赏识他。
  朱元璋时,其子燕王朱棣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得了瘕证,就是寄生虫病,御医们用药治了很多次也不见效果,朱元璋叫来戴思恭,戴思恭诊过脉后,又问了用药的情况,接着他又问燕王平时都喜欢吃什么,燕王回答说:“就是特别喜欢吃生芹。”戴思恭听完了说,这下明白了,这是吃了不洁净的生芹引起的寄生虫病。戴思恭开了一剂药,燕王吃下去之后当晚就泻下很多寄生虫,病也就好了。
  后来戴思恭又治好了晋王的偏瘫,朱元璋非常高兴,但是没多久,晋王的病再次加重,御医们不及抢救就一命呜呼了,朱元璋十分气愤,把相关御医全都抓来,准备治罪。戴思恭出来请求说:“我上次为晋王治病时就跟皇上您说过,他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现在暂时治好了,但是一旦复发,可能就性命难保了,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是难免的,并不是御医不称职。”太祖朱元璋听后,也觉得有道理,就赦免了御医的死罪。
  公元1398年,朱元璋生了重病,他感觉自己恐怕快不行了,就下令把医官们都逮捕起来,惟独没有抓戴思恭,还安慰他说,你是医术高明而且心地善良的御医,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治你的罪。不久,太祖朱元璋病逝,明惠帝即位,许多御医都因此被治罪,而只有戴思恭逃过此劫,还被升做太医院使,戴思恭以他的医术仁心赢得了皇帝的心,也让自己在这样飘忽不定的御医生涯中能够站得稳脚跟。
  戴思恭侍奉了三朝皇帝,到七十八岁才告老还乡,不过皇上遇到疑难病证,还会召他回宫,由于他年事已高,还特意让他入宫看病时可不必行跪拜之礼。戴思恭八十二岁死的时候,明成祖还下旨来祭奠这位德高望重的御医。
  戴思恭的主要着作有《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老师朱震亨的《金匮钩玄》三卷。《证治要诀》中,主要是发展了老师朱震亨的学术思想,强调“重在养阴”的学术观点,把常见病按照病证进行治疗的办法进行分类,先论述病因,再指出病原,之后分析出属于哪种病证,并针对病证来说明治法,提出药方。
  而在《推求师意》一书中,他又发扬了老师的观点,把老师的一些说法加以补充和发挥。诸如朱震亨提到“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进一步补充:气属阳,动作火,扞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还说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热甚彰,其死甚暴。且人身之火各脏皆有。戴思恭对师父理论的发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戴思恭的《证治要诀类方》主要是把《证治要诀》中的各类病证所引用的诸方,分为汤、饮、丸、散、丹、膏六大类整理编纂而成的,对于临床应用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无心插柳却平步青云的御医
  由于明代医事制度的严格,加上皇帝的喜怒无常,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愿意进入宫中为皇上看病,吴杰就是这样一个御医,本来不想做御医,没料到做了御医后却一发不可收拾,飞黄腾达了起来。
  吴杰是江苏人,明弘治年间,因为医术高超被举荐到京师参加礼部的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礼部考试中得到一等评分,就可以进入宫中的御药房为皇帝治病,稍差一点的可以留在太医院工作,再差的就只能遣送回原籍了。吴杰在这次考试中高中一等,但是他觉得在御药房工作风险太大,好不容易考到京师来,如果在宫中工作失误,搞不好被遣返回乡,连行医的资格都没有了,不如在太医院里更为稳妥一些。于是他请求不要把他调入宫中,而是在太医院里供职,礼部尚书批准了他的请求。不过吴杰到太医院没有多久,因为医术精良,还是被派到了御药房。
  吴杰在宫中的确有出色的表现,明孝宗朱樘不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他,让他随时给自己诊病。吴杰还多次治好明武宗朱厚照的疾病。有一次,皇上咽喉痛,吴杰去看过,给皇上服了上清丸,一剂药就治好了。又有一天,皇上从外边打猎回来,过度劳累,突然口吐鲜血,吓坏了左右大臣,赶紧叫来吴杰看,吴杰给皇上服了一剂犀角汤,结果皇上就没事了。皇上的御马官得了腹痛症,吴杰看后开出理中汤,也是立见效果。皇上对吴杰每次诊治都能这么快就治愈非常满意,每次治好病都赏赐他,并给他升职。于是,吴杰很快从医士升到御医,做了3个月御医后又破格升为院判,3年之后又荣升院使,这种平步青云也是非常少见的,很多御医苦熬一辈子都很难达到这样的位置。
  吴杰出色的医术,不但让他升官发财,而且使他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吴杰非常善于诊脉,在用药方面也不拘泥于古方,而是根据实际的脉象来决定处方,因此能够对症下药,疗效就十分明显。
  明武宗要去南方巡视,吴杰认为皇上身体欠安,不宜远行,就劝阻他不要去,武宗执意要去,还生气地将吴杰赶出去。在南巡途中,果然不出吴杰所料,皇上病在了路上。吴杰赶到时,发现皇帝已经病危,当时的一位权臣心怀鬼胎,说皇上病重,想让皇上留在当地治疗,吴杰看到情况危急,对皇帝身边的太监说,现在皇帝病重,如果不赶紧赶回京城,一旦出了意外,我们可能都会招致死罪,在他的坚持下,太监们护送明武宗返回了京师,虽然回京后明武宗就驾崩了,不过朝臣们对当时吴杰的处理还是非常满意,并没有怪罪他。


救了皇上的命,吓死自己的命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这一年在紫禁城的宫中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宫廷事变——壬寅宫变。这次事变的主谋是十几名年轻的宫女,事发的当晚,明世宗朱厚璁正在爱妃曹氏宫中,当夜深人静时分,杨金英等宫女从外边走进来,杨金英先扑到床前,用绳子套住了嘉靖帝的脖子,其他宫女也都蜂拥而上,按住嘉靖帝,并使劲地扯紧绳子,慌乱之中,绳子被打成了死结,结果怎么也勒不紧嘉靖帝的脖子,加上嘉靖帝挣扎的声音传出去,宫女中有人开始害怕,其中一个宫女溜掉跑去告诉了皇后,皇后急忙叫人来解救,结果这几个企图弑君的宫女都没有逃脱,全部被抓了起来。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宫女们虽然没有勒死嘉靖帝,但是这么多人一气折腾,加上惊恐,嘉靖帝早就气绝昏倒过去,于是御医们都被叫来抢救,御医们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都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时的太医院院使许绅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去诊治,他知道皇上已经昏迷时间不短了,不用药性较强的药可能很难有挽救的机会,于是大胆下了重药,嘉靖帝吃完之后,过了七八个时辰终于呻吟出声,吐了好几口紫血。之后,再经过许绅一段时间的调治,嘉靖帝才慢慢康复。这次宫变具体的原因因为涉及宫廷隐私,历史上的记载很少,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嘉靖帝是个昏庸无度之君,他不理朝政,居然有二十多年都不上朝,但是他十分迷恋神仙丹药,不惜一切代价来炼制丹药,他多次下令召民间幼女入宫,这些宫女进宫后成为嘉靖帝炼制丹药的牺牲品,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摧残,宫女被逼发生宫变也是无奈之举。
  御医许绅把嘉靖帝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于是受到了嘉靖帝最高规格的奖赏,被封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官居一品,这在御医史上也是御医所受到的最高礼遇了,金银财宝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按理说这下可以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许绅经过此事后,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胆战心惊,久而久之,落下心病,经常神志恍惚,最后终于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病是因为这次事变生出来的,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果然不久,许绅就死了,死后还被赐谥号“恭僖”,并封他的儿子做了官。许绅之死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御医不管医术怎样,如果不能承受相当的心理压力,就很难生存下去。


一书写就针灸十大真经
  杨继洲在明嘉靖帝时成为御医,在万历年间也一直做太医院的医官。他行医四十多年,临症经验十分丰富,最擅长的就是针灸。杨继洲学习医学也是家传,他家里收藏了很多医学古籍,他一直都坚持不断地研读,最终自己也写就了一本《针灸大成》。
  这本《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代以前二十余本重要的针灸医学名着,并总结了杨继洲自己行医多年的经验,一共分为十卷,可以说卷卷都汇聚了针灸的真经。卷一讲的是针灸的源流。卷二是针灸辞赋,是总结各代针灸名家临症的技巧,将它们变成辞赋,便于记诵。卷三是针灸歌诀,也是将各种针灸经验加以提炼,其中的《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被历代针灸家所推崇。卷四汇集了各代名家包括他自己的针灸补泻法,对于针灸医家有着很实际的价值,杨继洲还提出了在一些重要部位禁针、禁灸的概念。卷五论述了针灸的几个主要穴位的用法和配穴的方法。卷六和卷七论述的是人体十四经脉和经穴,介绍了针刺部位的深浅、主治的病证等等,还对针灸和药物结合治疗做了论述。卷八为治疗部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病证运用针灸治疗的经验。卷九采取问答形式,讲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以及针灸治疗方法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杨继洲的医案总结。卷十主要介绍的是小儿推拿疗法。
  这部书总结了前代的针灸精华,并融入了杨继洲自己的实践心得,书中很多的观点都是有创新的。诸如提出了将按摩和针灸结合在一起,并通俗易懂地将按摩经验编成口诀,在临床上实用价值很高,稍有一些针灸常识的人都能通过这些口诀进行简单操作。在针灸补泻法的论述中,杨继洲还提出了自己总结的十二字手法、下手八法,烧火山、透天凉等数十种单式和复式补泻手法,这些招式看起来像武侠招数,其实对于针灸的医家来说,到今天也仍然十分形象生动,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杨继洲的贡献所在。
  在治疗方法上,针对不同的病证,他也提出了不同的针灸手法,治偏正头风痛,杨继洲认为,有痰者的针灸方法是“风池刺一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无痰者,则应该“合谷针至劳宫”。口眼歪斜者,则要“地仓针向颊车,颊车针向透地仓”。两眼红肿者,则以鱼尾针透鱼腰,还提出了节气灸的保健疗法。虽然是一部针灸的着作,但是在书中也提出了针灸、药物并重的思想,在杨继洲自己治疗的医案中,有以针灸为治疗手段的,也有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还有两者兼用的。对每个病证一般都会介绍两种以上的处方,一个是主方,另一个是备用方,因此他记录的三百多种病证,处方却达到了一千多个。


从古代秘籍中发现的灵感
  李时珍的名字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家也是四代行医,十几岁的时候曾一心想通过科举做官,但是屡屡失败,最终还是决定继承父业,学习医术,苦读十年之后,终于有所成就,开始随父亲一起出诊行医,医术日益长进。经常有当地的王府贵人请他去看病,有个富顺王的孙子有怪食癖,爱吃灯花,李时珍看过之后,知道是因为肚中有虫才引起的,用了驱虫药就把他治好了。后来恭王朱英俭把他请到王府内做了自家的专职医生,恭王的儿子得了暴厥症,也是李时珍把他抢救过来的,恭王在嘉靖年间向朝廷推荐了李时珍,李时珍得以进入太医院做了太医院院判。在太医院时候,李时珍有机会和宫中的名医们交流,了解了更多的药材种类,也积累了更多的临床实践经验。同时他得到很多机会阅读前代大量的医学秘籍,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但是他也越来越感到,这些书籍有很多欠缺之处,比较混乱,也缺乏整理,这样肯定是无法普及的。由此激发出他的灵感,要写一本更为全面、准确、实用的医学书籍,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做御医的时候一方面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拘泥于宫中,仅为少数皇亲贵族看病,加上着书需要很多实践的准备,所以李时珍在太医院仅仅干了一年,就辞掉了官职,全部精力投入到撰写《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的这部《本草纲目》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也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为此,他参考了各类古今书籍近千种,并且跋山涉水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前后花了二十七年的准备收集资料的时间,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最终才得以完成,写成这本书时李时珍已经年近七十。
  《本草纲目》一共有190余万字,52卷,收录了1892种药物,其中新增的药物包括植物药171种,动物药88种,矿物药59种,其他药56种,共计374种。书中还绘制了1109幅图,其中1031幅都是他亲自绘制的,还包含附方11096个。书中每药都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然后以集解、辨疑、正误,来详细介绍其土产形状,最后介绍气味、主治、附方等等。纲目分明,条理清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考证准确,论据充分,是比以前任何一部本草着作都更加系统、完整、准确的本草书籍。
  《本草纲目》有几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打破了前代按照药的上、中、下品来分类的原则,而是采用了根据药物的属性来进行分类的规则,这对药物学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在书中李时珍提倡科学用药,对于那些迷信仙丹的说法提出了批判,他认为那些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之说都是荒谬之谈,说“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在胃肠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另外,李时珍特别重视养生学,书中采集了不少养生保健的医方,载有服药健身长寿的案例数十例,有益肝补肾方、补脾方、健脾益胃药粥、保健药酒等等。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药学书,在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乃至天文、气象等许多领域,都有涉及,显示了李时珍极其深厚的知识底蕴。虽然《本草纲目》在李时珍死后三年才得以刊行,不过它的出版,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后不仅在全国流行,更在世界范围成为一部重要文献。
  李时珍还着有《濒湖医案》、《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着作,虽然李时珍做御医没有功成名就,但是确从做御医的经历中激发出一部创世巨作,在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药物宝典
  《本草品汇精要》是一部历经重重磨难的药物宝典。这部药典是明孝宗朱樘下诏编修的,最初是由太医院使刘文泰负责主持编写,刘文泰是个不学无术、一心想升官的贪心御医,他曾经多次行贿礼部尚书邱浚,希望能够从院判升到院使,后来遭到吏部尚书王恕的阻止,刘文泰听从邱浚的主使,设计诬陷王恕,最终王恕遭贬职,刘文泰的这种行为在朝野当中受到群臣的指责。
  明弘治年间,明孝宗下诏修订本草,为此还引发了翰林院和内阁与宦党和太医院之间的争夺主编权力的争夺,明孝宗最后又改任司礼监太监张瑜为首,太医院从院使到御医、医士,还包括宫廷画师共49人参与编修,编纂小组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纂修、验药等职位。《本草品汇精要》为了迎合明孝宗爱书画的喜好,所以参与编修的人员里加入了宫廷画师,制作时没有用当时已经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是由8位御用画师用他们的笔精心手绘出来的,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彩绘药物图典。两年之后,这部独一无二的药典完成后,这部书包括正文42卷,另有目录、序例1卷,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收录药品1815种,图文并茂,其中工笔彩绘图有1371幅。?明孝宗非常满意。不幸的是明孝宗不久后偶感风寒,被刘文泰等人盲目下药医治,结果竟然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张瑜、刘文泰等人都因此被关进大牢,刘文泰后来幸免于死,被遣返回乡。而刚刚由他们修订好的《本草品汇精要》虽然获得皇上的首肯,但没有谕旨批准发行,加之主编都被治罪,所以这部精美的医书也被列为禁书,没能刊行于世。直到清康熙时,有人发现了该书的定稿本,献给爱好医学的康熙帝,康熙立即诏命重抄摹绘,发行了康熙重绘本,至此这本书也算能够得以流传下来。此后,这本书不断被重抄摹绘,抄本多达十六种,并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还传到了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地。16种重绘本中只有4种是完整版本,而且都流失到了国外,由于药典的绘图精美,流传到国外,不谙中医的外国收藏家把它作为一种书画藏品,而它的医疗价值一直被忽略。20世纪30年代初,收藏在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御制本草品汇精要》开始被国人关注,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1世纪初与罗马方面达成了协议,获得了拍摄全部精装本的权利,并于2002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这部《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的全部36册精装本。经过500多年之后,这个举世瞩目的药典终于得以以真面目出现。


太医院里两对父子兵
  由于明代的医户制度,医术世袭还是明代医学流传的主要方式,龚信、龚廷贤两人就成为在太医院里任职的父子御医。
  父亲龚信因其医术在中原一带出名,被荐入太医院任职。他最大的贡献是着有一部《古今医鉴》的书籍,这是一本综合性医书,共8卷,书中采集各家经典学说,并加入自己的临床实践,分门别类地论述诸病证,不但对病源病理做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在方药上也非常广泛,很多民间验方都颇有价值。在书中首次记载了“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的症状、并发症、治疗方法与预后等,并和痘症作了鉴别。龚信的这本《古今医鉴》体现了他在医学理论及实践上的造诣,并且影响了他的儿子龚廷贤、龚廷器,孙子龚守国、龚守宁等,他们也同样在明代医学领域有突出业绩,特别是龚信之子龚廷贤,医术甚至超过了父亲,这对太医院里的父子兵,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龚廷贤自幼跟随父亲学医,并经常与名家共同研讨医术,他在各地行医,治疗了很多达官贵人的疾病,龚廷贤轻名禄,讲医德,一边认真研究医理,一边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他在中州大梁行医时,赶上那里瘟疫流行,当地的医生只是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并没有什么效果,而龚廷贤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每个病人实际情况来选择用药,结果救活了很多人。后来他到京师,被推荐进入太医院做吏目,后又升为御医。当时鲁王府的王妃得了病,派龚廷贤去看看,在龚廷贤精心治疗下,使鲁王妃得以治愈。鲁王拿出千金酬谢他,龚廷贤却不肯接受,只是提出希望将自己多年的医方整理成书,鲁王于是拿这笔酬金赞助他出书。龚廷贤所写的《鲁府禁方》,分为四卷,卷一为中风、伤寒、瘟疫等32类,卷二有鼓胀、水肿、积聚等35类,卷三分妇人、小儿等23类,卷四分痈疽、疔疮、救急等26类,书中也包括鲁王府内收藏的秘方。龚廷贤除了这部书之外,其他着述也颇丰。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万病回春》、《寿世保元》、《种杏仙方》等。《万病回春》有8卷,书中载有内科病证88种,妇科病证13种,儿科病证63种,外科病证22种,其中对于中风的论述非常出色,涉及中风的证候诊断、鉴别诊断、病因病理、证候特点、治法处方、预后预防等等。书中记录了很多龚廷贤亲自诊治的医案,比如,给刘尚书的夫人治疗妊娠呕吐,刘夫人怀孕后呕吐不止,饮食不下,心中烦躁,头晕目眩,其他医生都给他开出了调脾胃之药,如二陈汤、藿香正气散、保生汤之类,但是都没有效果,龚廷贤诊脉后,认为这是血虚气盛有火,如果不养血,火就不能降下来,火降不下来,呕吐就不能停,于是给她开了茯苓补心汤加姜汁,炒黄连、竹茹,刘夫人服了两剂就不再呕吐了。还有他治疗一位胃病病人,这个病人已经五十多岁,患病八年了,吃饭稍稍吃得多一点,就会胃脘胀痛,每次吃完,胀气从两肩下及胸,次至胃口,痛不可忍,必须叫人将手使劲地按压痛处,等到胀气顺出后,才不会疼痛了。龚廷贤给他治病时,这个病人已经被折磨得瘦如干柴,龚廷贤用神佑丸让他服用后,再用参苓白术散进行调理,才医好了他的胃痛。
  在明代太医院里还有另一对父子名医,就是薛铠、薛己。薛铠在弘治年间被征入太医院做医士,他精于儿科治疗,他主张治病要遵循五行生克之理,不必死板地按方施治。他写的《保婴撮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儿科专着。共有20卷,前10卷为论述婴儿出生护养法、儿科疾病诊法以及幼儿内科杂病的诊治,后来薛己还为父亲补充了很多医案。后10卷是论述幼儿外科、皮肤科、痘疹等病证的诊治。其中有很多观点都很有创新,比如他认为小儿破伤风是因为脐带传染,可以用烧断脐带的办法来防治。哺乳中的婴儿如果生病了,应该要调养哺乳的母亲,如果母亲病了,孩子吃过母乳,也会被传染生病。婴儿太小,如果生病,一般很难服药,薛铠建议让母亲来服药,药通过母亲的乳汁传至孩子体内,也同样达到给孩子治病的效果。
  薛铠在医学上的成就比起儿子还是较为逊色,薛己刚开始以疡医出名,是一个外科名医,后来又对内科也颇有研究,在明正德年间做了御医,5年后就提升为南京太医院的院判,后晋升为院使。他治病也有自己的独到观点,认为治病一定要先分析出正确的病因,治疗中也不是一成不变地选择古方,可以根据实际临证在古方中加减一两味,即采取辨证的治法,这样往往能收到奇效。薛己编着的医书非常多,有《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保婴粹要》、《外科心法》等等,由于他诊治的病人非常多,因此在书中记录了丰富的诊治医案,后世将他编写的书籍都以《薛氏医案》来命名出版,其中很多医案都非常经典。比如记录他在外科治疗上,记载治疗张通府耳患肿块案,张通府耳后发际处有一肿块,无头,肉色不变,按之微疼,开始薛己认为是痰结,后经过诊脉,认为不是痰结而是生疮,就以人参、白术、黄芪、当归、川芎、炙甘草做托里,少加金银花、白芷、桔梗以消毒,张通府喝降火化痰汤药,再外贴凉药,觉得寒冷彻脑,肿块处感觉特别热,头也更加沉重,饮食也减少,于是薛己又用四君子汤加藿香、炮干姜数剂,这回胃口渐渐好了,肿块出脓包开始形成,针刺破后,又用补剂调理一个多月,才治好。在女科治疗的医案中,还提到一个高龄产妇的问题,当时有位三十五岁高龄的女子生产,薛己预料到生产时一定会比较困难,于是就事先准备了加味芎归汤备用,那个女子生产时果真难产,于是赶紧服用薛己已经备好的催产的加味芎归汤,才得以顺利分娩。薛己的这些医案对于研究当时医学临床治疗意义非常大。
  这两对父子兵在明代御医行列也算是风光无限的人物,对于后世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视。


古墓再现尘封五百年的御医身世
  1993年,上海打浦桥出土了一具墓葬,墓葬中盖有“明故太医院御医东川顾君之柩”的锦罩,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见到一个御医的棺木,尽管在史载中很难找到这位御医的资料,不过细心的专家们还是从棺木出土的文物中,渐渐理清脉络,把这位顾氏御医的身世揭示出来,原来这个御医还是一位心理医生,也曾经在明史上留下美名。
  这位御医名叫顾定芳,顾家在上海是名门望族,顾定芳小时候体弱多病,但从小勤奋好学,起初他想通过科举成名,但是运气不佳,屡次不中,后来在家潜心研究医学,直到嘉靖十七年,终于有机会参加京师太医院的御医选拔,并被录用,从而当上了御医,这一当就是十四年。
  顾定芳在朝廷多年,亲眼目睹了朝中的尔虞我诈,对这些达官贵人的心理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于心理疾病的诸多看法。
  顾定芳认为斡旋在官场中钩心斗角的人需要具有超常的心理承受力,而多数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很容易导致疾病。官场中人经常会患有“热中”症状,这种热中病就是火气积压在腹部,很容易造成中风、抽搐等疾病,而且会形成“症结于中”,顾定芳所指的症结是各种囊肿、肿瘤疾病,这些病证都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影响到身体气血的变化,而导致疾病。今天我们同样也将心理压力作为导致肿瘤的一个因素来讲,而活在五百多年前的顾定芳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析确实非常可贵。
  顾定芳提出心理引发疾病的理论后,更加强调心理治疗,他认为“上治治心,中治治形,其下则不论于理矣”,也就是说治病需要从心理入手治疗才为最高境界,明世宗曾经召顾定芳来询问用药的事情,顾定芳在回答时,用药如用人,接着明世宗又问,那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顾定芳回答说是清心寡欲。简单的几个字,却是极具概括的经典总结。顾定芳在诊治心理疾病,采用跟患者面对面谈话的轻松方式,由于他精通儒家,在治病时还常常应用儒家的学说来给病人讲道理,开解病人,顾定芳的心理疗法在宫中十分出名。
  顾定芳晚年因患肺病辞职回乡,而他的长子顾从礼,因为修建上海古城墙而闻名,他的尸体被发掘后,至今还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中陈列。

,?系。他为人奸诈狡猾,又善于阿谀奉承,虽然只是一个御医的身份,但仗着高宗对他的宠信,在朝中专横跋扈,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他。他与秦桧两人臭味相投,很快结为兄弟。王继先利用御医之便,向秦桧报告高宗的举动,两人勾结一气。到后来金兵进犯时,他竟然还怂恿朝中大臣向金兵求和,他的这些做法招致了很多朝臣的不满,侍御史杜莘老上书弹劾了王继先,在上书中,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如广造宅第、侵占民房、私置兵甲、诬陷亲人、贪污行贿、霸占民女等等,宋高宗碍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只好遵从大臣们的意愿,将王继先及其家族子孙统统罢官,贬至福州,全部家财也被没收。从此,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御医也就销声匿迹了。

辽帝喜欢汉医治病
  辽、西夏、金、元四个朝代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相对于汉人,他们在医疗上还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医疗制度关乎统治者的安危,因此这四个朝代,医疗同样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都参照前代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
  辽是契丹族人建立的,他们没有医药,治病还崇尚巫祝,但是他们对中原文化还是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想法,入主中原后,他们也得到了大量的宋代留下的书籍、医疗设施等等,辽代皇帝还组织人马来翻译这些文献,学习汉人的医学知识。辽代实行的双轨官制,即北院官和南院官。北院官治理国政,基本都是辽官;南院官管理民事及征战,基本都是汉官。在医疗方面设有太医局,属于北院管理,官职有太医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使。另外还设了承应小底局,由数名汤药小底官组成,他们负责皇太后、皇后、太妃、太子等的医疗。汤药局由南院管理,专门负责制药。逐渐辽代的皇帝也习惯了汉人的做法,生病的时候也会让御医来诊治,当时汉医李爽、陈秘、王继恩、赵安仁等都曾在太医局里任职,辽代皇帝也很重视学习中医,辽景宗耶律贤就是学习颇有成就的一位皇帝,他的针灸术非常有名。


西夏王看病求助邻国御医
  西夏是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跟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断接触中,才逐渐改变了以前治病不用医药的看法,并开始学习宋朝传下的医学知识,但是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医疗制度体系。西夏国的皇宫贵族生病的时候,如果本国不能医治,他们还会向外求助,西夏王李仁孝曾经派人到金国求助,希望他们派人来医治患病的西夏大臣,当时的金世宗完颜雍派出了保全郎王师道前去,金世宗担心如果治疗有误会影响两国的交往,还格外指示王师道说,在西夏国治病时要见机行事,如果病人病情严重,就不要治了,否则治坏了反倒让西夏国不满意;如果病情不重,能够治愈,也不要耽搁太久,必须在一个月内回来。王师道到西夏国后,按照金世宗的旨意,不到一个月就治好了西夏大臣的病。


金代汉族御医备受歧视
  金代的基本设置都沿袭宋,同时根据女真族的特点做了一些调整。金代设有太医院、御药院、尚药局等宫廷医疗机构,金代把宋代的翰林医官院改为太医院,归吏部领导。尚药局、御药院则归属管理宫廷事宜的宣徽院。金代太医院里设置正五品太医院提点、从五品太医院副使、从六品太医院宣判、从八品总判院事、从九品太医院管勾,还有都监、同监等。金代的太医院官阶已经增至25阶,最高的为保宜大夫,其次为保康大夫、保平大夫、保颐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保善大夫、保嘉大夫、保顺大夫、保合大夫、保冲大夫、保愈郎、保全郎、成正郎、成安郎、成顺郎、成和郎、成愈郎、医全郎、医正郎、医效郎、医候郎、医痊郎、医愈郎等。尚药局里的官员有正五品的尚药局提点、从五品的尚药局使、从六品的尚药局副使。御药院设从五品的御药院提点,正八品的御药院直长,还有御药院都监和同监,掌管宫廷的御药。金代太医院的医生也多是由宋时汉人的御医来担任。金代虽然在医疗上比较重视,但是御医因为大多数是汉人,因此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金国的几代皇帝一怒之下杀死御医的事情也非常多。比如海陵王完颜亮生性残忍,他的皇子得病死了,完颜亮降罪到太医院,把太医院副使谢友正杀头,并将御医安宗义等施以杖刑并予以革职。另一名太医使祁宰,医术精湛,因治病有功多次受到奖赏,有一次在给王妃看病时,祁宰看完颜亮心情不错,就大胆地向完颜亮上奏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完颜亮觉得一个小小御医,还想操心国家大事,十分恼怒,二话没说,就将祁宰斩首。金世宗时,无辜的祁宰得到了平反,他的儿子也当上了尚药局都监。金宣宗完颜时,御医侯济、张子英给皇太孙治病时也因用药不当,遭到杖责除名的惩罚。在汉人御医服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


元代太医院院使官阶高达正二品
  元代是这四个朝代中最昌盛的时期,医疗机构方面在宋、金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设有太医院、典医监等机构。太医院仍作为医药卫生的管理部门,掌管各种医疗事宜、提供宫廷御药、管理医疗人员,隶属宣徽院。太医院一度曾改名为尚医监,后又恢复太医院之名。元代当时把人分为十个等级,即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医排在第五,说明元代对行医之人的尊重。元代太医院的最高管理者已经位居正四品,还曾经升级为正二品,这在中国历代可能是御医所能达到的最高官位了,足见元代对医疗的重视。元太医院一般设有太医院提点、院使、副院使、院判等,医生的官阶包括保宜大夫、保康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保顺大夫、保冲大夫、保全郎、成安郎、成和郎、成全郎、医正郎、医效郎、医候郎、医痊郎、医愈郎等15个官阶,不同时期也稍有不同的变化,基本职责没有太大变化。太医院下面设有广惠司、回回药院、御药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医学提举司等机构,分别管理宫廷和民间的医事活动。其中,御药院统一负责宫中各种药品的管理,包括各地进献的名贵药材,同时还要制作宫内需要的成药。回回药院,主管御用的回回药物的炮制和用药事宜,都是由回族的医生来担任。元代的御香局,是管理各种后宫御用香料的机构,从唐代以来,后宫对于化妆美容都更为重视,也开始有了专门为宫内的各位娘娘制作美容用品的机构。典医监是隶属储政院的为东宫太子提供医疗保健的机构,有掌印官、卿、太监、少监、丞和经历、知事等,掌印官在元代蒙语里又叫做“达鲁花赤”。典医监下设有广济提举司、行典药局、典药局。行典药局负责东宫的药品采办,典药局则是对东宫的药品进行管理。


考医也要“科举试”
  辽、西夏、金、元四代很看重学习汉人的医学,因此医学教育在这四个朝代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辽代因为战事仍频,没有制定正规的教育制度,不过重视学习医术和重用汉人医官也体现了辽代对医学的推崇。金代设立了司天医学试科,医科分为十科,每月都进行常规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奖惩,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不是医科的学生也可以来参加。
  元代将医学分科扩大到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13科,后来又将大方脉和杂医科,正骨科和金疮肿科,口齿科和咽喉科,祝由科和禁科合并,改为9科。公元1272年,设立医学提举司,作为太医院所属的专门负责医学教育的机构,同时也负责太医院官的考核以及整理校正医学书籍、监察药材的品质等工作,医学提举司设医学提举和副提举,为从五品。元代的医学教育已经不再集中在太医院,而是推广到各地方机构来组织。元世祖忽必烈时,授予太医院副使王安仁金牌,让他到全国设立医学学校,各地医学学校都设教授1名,由朝廷委任,医学教授还可以免除差役,医学学校中还有辅佐医学教授的学录、学正等人员设置,由太医院指定人选,地方县则设学谕1人,由各地医学教授选聘。
  元代各科医学生学习的公共课程为《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又按不同专业分科学习《圣济总录》中的内容,以及《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后来不但要学习医学理论,还将四书也作为必学课程。元代医学教育的考核也比较严格,定期会对医学学生进行考核,根据学习的优劣进行奖惩。考试的题目由医学提举司按照各科统一出题,元代医学考试的内容规定不但要考核医学理论,还要考核四书五经。对于医学教授教学水平也有规定,每次医学提举司所出的题目,医学教授也要选择其中的3道进行解答后上报,作为对医学教授水平的一次考查。如果教出的学生不合格,就会罚俸,严重者还要撤职。在元仁宗时,还制定了“试验医人条件”,对于医生有了资格认定的办法,跟元代的科举考试模式一样,每三年的八月举行乡试,考试合格者第二年二月份再到元大都进行一次会试,进入太医院者则需要年龄在30岁以上,医术精道,医德高尚,由各地方保举推荐。他们是在八月的乡试中各科取前100人,再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取30人,这30人中,再比试一次,叫御试,御试的一甲、二甲、三甲有机会可以进入太医院或者医学提举司任职,也有的可以去医学学校担任教授。


既给皇上治病,又帮皇上治国
  历史上能够以一个御医身份参与朝政,一边照顾龙体的健康,一边辅佐皇上治理国事,而且深得皇帝的信赖,这样的御医史上罕见,许国祯就是这样的一位出色的御医。
  许国祯的祖父、父亲都曾任朝中官员,而且也都会行医治病,所以许国祯得了家传,年轻时就已经以医术出名。元世祖忽必烈还未登基时,许国祯就已经授命来掌管医药。她的母亲韩氏是一位食医,曾经侍奉忽必烈的母亲庄圣太后的饮食,深得太后的信赖。庄圣太后五十三岁时,生了一场大病,许国祯为其诊治,很快就治愈了。太后病愈后还特别赐给许国祯白银五十三锭。
  许国祯为人正直,当时有个御医在治疗王妃的眼疾时,因为用针不当,使王妃的眼睛失明,忽必烈大怒,立刻就要杀了这个御医,许国祯这时站出来说:“虽然论他的罪应该死,但是御医也是一个普通人,治疗王妃的贵体,心情难免会紧张,一时造成了失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杀了他,以后谁还敢给皇亲国戚来看病呢?”忽必烈到底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明君,平心静气之后,觉得许国祯说得有理,就赦免了那个御医。还夸赞许国祯性格耿直,适合做个谏官。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非常喜欢喝马奶,忽必烈因为喝马奶过多,患上了一种脚病,许国祯给他开了一付药,忽必烈刚喝了一口,觉得实在是太苦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喝了。许国祯劝说忽必烈说,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今天皇上如果不喝下这药,以后病情加重还是一样要受苦的呀。忽必烈听不进去许国祯的劝告,一直没有吃药,结果脚病越来越重,最后忽必烈只好再次叫来许国祯,对他说,当初没有听你的话,现在真的让这个病折磨得够呛,看来还是你说得对,为了治好病,药再苦也得吃!许国祯借机又对忽必烈说,既然已经知道了良药苦口的道理,那么忠言逆耳我不说皇上也能明白了!在治病的同时,还不忘给皇上灌输治国之道,可谓用心良苦的御医,忽必烈也确实是非常器重许国祯,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怪罪他,相反只要说的有理,就会嘉赏他。
  在忽必烈出征时,许国祯也会辅佐在他的身边,给忽必烈出谋划策,立下不少功劳,在后来忽必烈即位后的朝政治理中,许国祯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并向皇上推举了很多有识之士,忽必烈还授予他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召见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许光禄,许国祯在朝中的地位非常显赫。
  许国祯主持编纂了《御药院方》一书。《御药院方》以宋、金、元三朝御药院的医方为基础,进行校勘,修改了其中错误,并补充了遗漏。全书共11卷,收方1000余首,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养生、美容等多方面内容。这本书收集的验方,主要是宋、金、元三代的宫廷秘方,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宫廷用药的经验。光是美容方面就有60多个方子,其中黑发方37首,润发方7首,生发方1首,美面方18首,洁牙方4首。黑发方以丸剂为主,润发方以汤剂稍多,生发方仅膏剂1首,美面方亦以膏粉剂为主,洁牙药多为粉剂或汤剂。对于美容方的使用方法也提出了很多注意事项。比如黑发多用温酒或盐汤送下,染发类均须少量多服,润发多为汤洗,美面则以膏涂之,亦可用汤洗之,美容的同时还应注意饮食禁忌,如何首乌丸忌猪肉、无鳞鱼,巨胜丸忌羊血、生葱、萝卜,神仙六子丸忌萝卜、生韭、蒜等。
  许国祯还主持了修定本草的工作,修订工作花费了四年时间,这也是元代唯一的一次修订本草,成书后定名为《大元本草》,今已失传。许国祯的儿子许?跟随父亲学医,学成后与父亲共同侍奉忽必烈,并在太医院内任职,也得到世祖忽必烈的喜爱。


忽思慧——中国元代的“大长今”
  忽思慧是蒙古人,他最擅长的是食疗,这在宫廷中也是皇帝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忽思慧做了宫中的饮膳御医,专门负责宫中的饮食调理,负责皇帝及后宫的营养保健工作,他对各种食品的营养保健功能、滋补药品的作用、饮食卫生乃至食物的毒性等都非常有研究,因此他做出的御膳不仅有营养,而且在保健和治疗疾病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元仁宗时,因为数年在外征战,四处奔波,操劳过度,肾气亏虚,患了阳痿症,十分痛苦。忽思慧根据元仁宗的情况,做了“羊肾韭菜粥”为他调治。元仁宗每天坚持喝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病就痊愈了,不久王妃也怀了孕,仁宗喜上加喜,大大奖赏了忽思慧,同时让忽思慧将此粥列为宫廷膳食良方,此后也经常服食。
  忽思慧作为一个饮食御医,不光会做各种有营养的膳食,还不忘整理自己的心得,并结合前代各家本草、名医方术、民间饮食的经验,在公元1330年编撰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介绍饮食保健营养的专着,对今天的饮食搭配、合理进食及治疗慢性疾病等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饮膳正要》共分三卷。第一卷分“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聚珍异馔”等六部分;第二卷分“诸般汤煎”、“神仙服食”、“食疗诸病”、“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十一部分;第三卷分“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性味”等七部分。其中包括药膳菜肴94种,汤粥类35种,抗衰老药膳方剂29种等,并配有插图。
  书中收集的各种食疗配方,集合了回、蒙、汉各族的饮食,对于研究各民族的饮食特点也非常有价值。如“烧水札”用酥油、水和面,包水札(水札是一种水鸟),入炉内烤熟;还有将羊放在地坑中烤熟的“柳蒸羊”,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食品。还有一些非常简单的食疗食品,如茄子馒头等,在《饮膳正要》中还收录了一些如“回回豆子”、“赤赤哈纳”等罕见的原料。


太医院围着皇上转
  明代是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宫廷医事上也是以太医院为中心,设置了非常细致的各类机构,而且互相制约。明代的太医院不同以往朝代的太医院,前代太医院无论职能如何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都能起到一定作用。明代完全不同,太医院几乎变成了皇帝的专属,名义上还是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实际上都是在皇宫内为皇帝和皇室贵族服务,宫廷之外的医疗更多地转向由地方机构来管理。这时的太医院应该说就是纯粹的御医院了,虽然仍然是管理者的角色,但是太医院下的其他医疗机构都相对独立,不完全由太医院统一领导,太医院的职责主要是培养御医、派驻御医和对御医进行选拔。不过一旦在诊治过程中出了问题,太医院却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可以说,明代的太医院担当着一个左右为难的角色。
  明代的太医院建制分为三个阶段,从医学提举司到太医监再到太医院。医学提举司主要是沿袭元医学提举司的职能,进行医学教育的推广。设有提举为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其余还有学政正、官医及提领等职,均为从九品。
  三年后,医学提举司改名为“太医监”,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皇帝来监察全国的医药事务,主管官员少监升为正四品,监丞正六品。公元1367年,“太医监”改名为“太医院”,第二年,朱元璋登基,太医院的建制基本定型,设有院使、院判、同知、典簿等官,院使为正三品,院判正五品,同知正四品,典簿正七品。其后又改为设太医令、丞、吏目、御医四种职位。到公元1389年,重新规范太医院官职,改成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四级,另设医生、医士数名,同时正式敕封太医院为正五品衙门。御医当时为正八品,吏目为正九品,官阶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编制一直延续到明末。


南北两院制,北院握大权
  明代的太医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两院制。因为明始建于南京,因此最初是在南京建的太医院,迁都北京后,兴建紫禁城时,在紫禁城的东南又新建了一个太医院,从此形成了以北京太医院为首的两太医院制。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北京的太医院在建制规模上完全占有了主导地位,加上北京的太医院直接为皇宫服务,地位也就更加显着,北京太医院的人数最多时已经达到160人以上。而南京太医院基本上都不再设院使、御医、吏目等官职,仅仅设置一些医士充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60人,仅仅负责南京一带的医药工作。太医院属吏部和礼部同时管辖,院使院判的职位都是由两个部同时选拔考核,最后核定人选的。不过皇上往往会根据个人的喜好,亲自选定。
  北京太医院除统管全国医政管理之外,同时负责皇帝包括皇子、后妃、大臣等人的医疗。院使、院判、御医等,要分班在宫内的御药房轮值。帝王出巡,太医院官也要随从侍奉,医官加上御医及药员每次都要跟上二十多位一起护驾。
  北京太医院要制定、监督、执行和协调国家的医政法令。由于受到皇权的独裁,太医院很少能亲自订立制度,基本上都是从上至下实施,皇上一句话就是一道令,太医院的医官们不管是否合理,也会跟着执行。明嘉靖世宗皇帝朱厚璁在一次瘟疫流行时,下令太医院筹置药方和药品下发,药方定好后他要亲自检查后才下发下去,以一国之君,连治瘟疫的方剂也要钦定,这更促成了太医院惟命是从、不敢负责的惰性。明代对于医药事故的处罚,相对唐、宋来说略微轻一些,诸如唐宋御药制作出错,要处以绞刑,而明代仅处以杖刑一百下。药材拣选制作不精细的,从原来的杖刑一百减少到六十。
  负责帝王的医疗保健是太医院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宫廷中还设有很多其他的保健机构,诸如御药房、典药局、安乐堂、浣衣局、月子房等等,这些机构的办事人员都要从太医院中输出,同时太医院管理着整个宫廷的药材的采购、保存、制作、发放。太医院和这些医疗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都有可能牵扯到太医院这里。
  太医院唯一比较有发言权的职责就是负责医官、医生的选任、差派、考核、奖惩等。宫廷各医疗机构以及地方医疗机构的人员派遣都由太医院来统筹安排。
  明代的医学教育都以地方教育为主,中央没有专门的医学教育学校,而太医院所需要的御医都需要自己来培养,太医院内设十三科,以培养御医的后备人才。御医的培训也有统一标准:必须是正宗的医户子弟,术业精通,有培养前途的经考核考试选拔后方可入学;入选学生须进行分科学习;分科学习同时还要学习相应其他相关内容;根据学习的课程,每年有四次考试,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日后的升迁等等。太医院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向皇上或者直接管理的吏部和礼部推举人才。


御药房里三件事,件件要命
  明代的御药房是为皇帝健康服务的一个最直接部门。明初叫尚药局,后改为御药局,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在紫禁城的文华殿后面又建了圣济殿,作为御药房办公所在。圣济殿在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被烧毁,清代在圣济殿旧址上建造了藏书的文渊阁。圣济殿御药房由提监和太监管理,设有尚药奉御、直长、御医、药童、吏目等人员,人数随时增减。公元1587年,御药房下又设置了御药库,建在圣济殿的后面。当时还刻了一枚“御药库关防”的印章,由提督太监掌管,日常御药房的药品调入、领取等事项,都要有这个御药库关防作为凭证;同时御药库所有药品清单、药品进出记录等定期要清查造册,之后送礼部存档。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记录就是追究责任的依据。明代宦官专权也体现在医疗制度上,御药房的最高负责人不是院使、院判、御医这些专业的医生,而是由太监来管理,这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明代御药房管理的都是宫廷用药,因此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规矩,不允许出半点差池。每天由太医院的院使、院判、御医分两班值班,每天要做三件事。
  一件是药材的管理,对于各地进贡来的药材、药品,要根据质量优劣进行分拣,礼部也会派官员来监察药材选拣的过程。分拣后进行详细登记入册。
  第二件就是随时听从宫内差遣,给帝后们诊治。明代给皇上皇后治病已经形成一套流程,大病小病都照此执行。诊脉时,先由值班的太医院院使或院判诊脉,接着再由值班御医诊脉,之后发表各自的诊脉意见,大家一起拟定一个处方,处方上将药帖连名封记,药方下要写明本方的药性、治疗病证的效果等等。
  第三件事情就是根据药方监督御药煎制,在御药制作时,要有太医院院官和内臣一同监视,做好后每剂药都分成两付,其中一付先要由御医、院判、内臣三人尝过之后,没有问题,才将另一付进献给生病的皇上,这一系列的诊治、制药过程,都要在专门的医簿上做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由所有参与诊治及制药、尝药过程的医官、御医、内臣签名后,加盖“中书省印合缝”,以备查考。如果皇上服用后,治疗效果不佳,这些医簿上记录的相关人等就会招致麻烦,甚至惹上杀身之祸。
  所以,每天基本上所要做的三件事并不是很复杂,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皇上的性命相关,好则万事大吉,加功行赏,坏则严惩不贷。因此,到宫中当值做御医是荣辱未卜的事情,尽管当时进入宫中的御医都是经过礼部在太医院的严格考试,优等者才能有资格到御药房轮值,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进入宫中当值,所担当的责任之重大也是非比寻常的,所以也有一些人为了保全性命,宁可放弃进宫做御医的机会。


后宫医疗各就各位
  在明代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划分很细,宫中每个医疗机构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为宫内除了帝王之外的人员服务。
  典药局是为皇太子服务的。明洪武年间设立,其中设郎1人,丞2人,内使10人,另有司药、典药等医官。典药局的御医也是由太医院推举医士,吏部审定后来任命。太子是皇权的继承人,明代有过多次的太子争夺皇权的事件,因此太子的安康也十分重要,典药局所负责的事情和规则基本上都与御药房一致,只是服务的对象有所变换而已。
  明初的时候,在后宫设了六局,其中由尚食局来负责后宫医药。内舍有司药2人,典药2人,掌药2人。负责的人员都是女医官,明永乐后才改为太监充任。当时对女医官的管理也很严格,其中有一条格外突出,就是规定女医生进入宫中为后宫诊病必须验身,检查是否怀孕。这个规矩是慈圣皇太后时期定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慈圣皇太后患眼疾,让医妇刘氏、彭氏入宫,因为治疗效果不错,就把她们留在宫中。彭氏当时已经怀孕,为了贪图皇太后的奖赏,于是一直隐瞒不报此事,后来竟然把孩子生下来,并将孩子淹死。这件事情哪里能瞒得住,不久就被人发现并上报了皇太后。这种事情本来应该处以死罪,但是慈圣皇太后因彭氏治病有功,于心不忍,就没有杀她,而是打了三十大板,降职到礼仪房。从此以后宫中就立下了进宫女官要进行验身的规矩。
  为后宫所设的医疗机构还有安乐房、月子房等。安乐房分为内安乐堂和安乐堂两种。安乐堂为宫内太监治病,内安乐堂是为宫内嫔妃治病养病的场所。设有医官3名,医士36人。医士由太医院派遣,药材也由太医院负责统一配给。安乐堂确切地说就像一个养老院,宫内的嫔妃年纪大了,生病多了,就会被送到这里休养,如果身体状况十分差,无法救治,就会送到浣衣局,这里算是宫妃们的终老之地,死后会在西直门外设的净乐堂火化。在明代宫内嫔妃的归宿都有制度管理,一方面体现了对待后宫的人性化,另一方面也是防范宫中的帝王私密之事外泄,所以进入宫中的人员想自由出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明代对于后宫嫔妃的生育更为重视,专设的月子房就是供后宫嫔妃生育时进行医疗保健的专用场所。对于生育也制定了制度,每年明朝廷要派人到各地挑选奶口(乳媪)、稳婆、医婆,挑选都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家庭情况、身体情况等等都要考察清楚,符合宫内各项规矩者,才能够入宫。奶口就是奶娘,最为重要,如果她乳养的皇子长大荣登皇位,那奶口也会与荣俱荣。经过挑选后,挑出的40名奶口会先送到锦衣卫的奶子府集中起来,提供很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饮食,让她们精心保养,以保证奶水的充足和质量。另外还有80名是候补奶口,也叫做点卯奶口,她们随时补足宫中奶口不足的空缺。没有得到传唤的,会被发遣回家,这时又会选新的奶口再补充进来,这样,始终能随时根据宫中的需要提供有充足奶水的奶口。稳婆和医婆则是专门负责给宫中后妃接生保健的女医,稳婆主要是要从民间挑选接生技术好、品行好的人来充当,除了负责宫中嫔妃的接生之外,稳婆在挑选奶口时也要对奶口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宫中选宫女时,稳婆也负责检查宫女身体及检验是否是处女等。医婆则是负责料理产妇的身体,她们要精通医脉,知道产后如何保养,饮食及卫生禁忌等,帮助产妇尽快恢复。这群特殊的女医们在月子房里保证宫内嫔妃的生育,为王室传宗接代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代为医,代代为医
  受到元代世袭制度的影响,明代也继承了这种世袭的制度。明政府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每户必须子袭父业。就是说一旦被划归医户,那么他的子孙就必须世代行医,只有残废或年逾七十不能行医了,才可以退休。这种医户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家的医术能够代代相传,但是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学人才的发展,甚至在后来的科举考试,医户也不能参加,医户的发展仅被局限在医业之内,想做官都难。这种医户世袭制度的弊病日渐显现,在明末终于被废止。
  医户世袭制度对明代医学人才的补充还是有所作用的。虽然医生在明代地位不高,但是明政府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制度上后来也有所宽松,增加了医户子弟进入仕途的途径。一条是在太医院增设了医学,挑选各地医户子弟中的优秀人才进行培养,不过人数很少,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入选后学成的学生就能够进入太医院任职。另外一条是明代在各地也兴办医学,鼓励医户子弟入学深造,以备朝廷不时之需。


御医选拔三条路:考试、推荐和捐钱
  对医学人才的选拔都是通过考试、推荐及捐纳钱财免试为官。考试有针对入选太医院学生的,有针对医士的,还有针对医官升补的。太医院学生学习期满后考试合格,可以在太医院做医士,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学一年再考。如果三次都没考核通过,就会被退学。医士考核是针对各地医学学生进行的选拔,这里除了医学世家的可以参加,另外一些受到推荐的精通医业的人也可以参加。太医院里的医官升补考试主要是御医、吏目的升补,吏目由医士升补,御医由吏目升补。升补的条件都非常严,比如医士升御医,医术优异者,在内廷做满3年,或者外派工作满6年,可以考试升补御医,后来又改为内廷做满6年或者外派满9年。而御医升做院判,要做满9年,如果有空位才可以升职,没空位则规定暂不升职,但可以升俸。
  推荐选拔是当时选才最主要的方式,推荐的人选经过朝廷考核,有时帝王可能还会亲自过问,之后可以进入太医院。明初的唐毓、徐富等都是因名而被举荐进入太医院的。洪武年间,吴彦高因为治愈了皇上的疾病而受宠,进了太医院做官。明代最有名的是戴思恭、盛寅、许绅、吴讷等人,其中许绅曾经做到工部尚书一职,官至一品,可谓御医史上的奇迹。而另外3人也是做到太医院最高院使。
  明代还实行了捐纳钱财为官的方式,这种方式,慢慢导致了不良风气的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人利用不正当的途径希望升迁,使得一些在民间通过世袭家学潜心研究医术的人才难以出人头地。


好药源源上贡,香料最吃香
  明代社会经济相对稳定,而且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医学在明代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且明代各类医家都非常重视药物学的研究。为了保证为王室保健服务和进行医学研究的宫廷用药,明代对全国的药物产出、采集、纳贡、贮藏、调拨等等都做了明文规定。御药房下设的御药库和太医院下设的生药库,都是专门从事药品收贮的机构。生药库主要是为普通民间医疗机构的惠民局之需而建,收集的药材主要用于惠民局药局向民间贫困病人施药以及遇到天灾瘟疫的时候发放防病药品。
  上贡药品的来源都是各地进贡的地道药材,中央对各地的药材每年征收一次。比如浙江的紫菀、江西的香蒲、湖广的贝母、白花蛇、朱砂、麝香,四川的附子、天雄、犀角、琥珀,山西的苍术、辽东的人参等,对这些地方都有规定数量的进贡标准,必须按时按量上缴。为此,各地的药农因为如此沉重的上贡负担十分不满,为安抚民心,明朝采取变通的方式,把贡药的十分之一折成银两作为给药农的酬劳,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药农的怨愤,不过明朝对上贡药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这点酬劳加上再被地方官吏层层克扣,药农依然是苦不堪言,而宫中的用药就是靠着各地的不断上贡才得以保障。
  明代由于经济的强盛,对于周边各国的影响也十分大,所以药材的另一个来源是国外进贡的进口药材。这些药材包括犀角、硫磺、苏木、苏合油、胡椒等。最受宫廷喜欢的是香料药、苏木、胡椒。香料类的种类非常多,包括降真香、木香、丁香、檀香、沉香、乳香、金银香等等。在明代香料不但已经成为宫廷中最不可缺的药材,连民间也都有所流行。当时用香料主要是浴佛浴身、进行宗教祭祀、熏衣、去除异味、美容等。而香料在治疗上也得到普遍使用,甚至都到了滥用的地步,御药房及生药库中的香料药多得不计其数。这些香料大都为国家统一控制,珍贵的香料民间很少能够找到,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料、苏木、胡椒等药材还被朝廷当作俸禄来发,开了以药代俸的先河,而珍贵药品被当作赏赐品更是屡见不鲜。


先关御医再吃药,用药见效才放人
  盛寅从学医到成为御医的过程一直是起起落落,充满了传奇色彩。盛寅的医术应该算是偷学来的。当时他从师一个叫王宾的老师,王宾曾经想向戴思恭求习医术,但是他觉得自己年岁大,不能做戴思恭的学生,有一次趁戴思恭出诊,王宾就趁机偷走了戴思恭的医书,学到不少精华。王宾死前,家中无子继承自己的医术,于是就将他偷来的戴思恭的医书悉数传给了盛寅,盛寅因此医术长进神速,不久也就成了名医。
  盛寅当上御医也很偶然,这要从一个太监说起。永乐初年,宫中的一位太监患了胀病,盛寅给他诊治后,很快就治愈了,太监又得以回到宫中。明成祖朱棣在校场练习射击时,太监前去服侍,明成祖看见这个太监非常惊讶,问道:“不是说你病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太监于是把盛寅如何治愈他的前后经过一一讲给明成祖听,成祖听后非常欣赏盛寅,于是召他入宫,让他给自己诊脉。盛寅诊过脉后,说从皇上的脉象看是有风湿病,并开了药,明成祖吃后果然见效,于是封盛寅做了御医。
  有一天早上,盛寅在御药房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就像要死了似的难受,旁边的医生们都不知道怎么才好,后来有位民间医生自荐来给盛寅看,之后用甘草浓煎后令盛寅服用,结果很快盛寅就苏醒过来。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民间医生说,其实盛寅是因为没有吃早饭,胃气虚弱,进了药房后,不能抵御药气的熏蒸,中了药毒,所以昏厥过去。被救的盛寅非常高兴,并告知皇上奖赏了这位民间医生。
  明仁宗朱高炽在东宫做太子时,他的妃子张氏有十个月没有来月经,御医们都诊为怀孕了,向太子贺喜。只有盛寅反对,认为张氏根本没有怀孕,张氏赞同盛寅的说法,就让盛寅来给自己看,盛寅看完开出了一张方药,太子一看是破血剂,对盛寅的诊断不太相信,因此没有用此方。过了几天,张氏的病又加重了,没办法又召盛寅来看,盛寅看过之后,还是开了原来的处方,张氏对太子说,还是吃了盛寅的药试试吧,太子虽然没有别的办法,但还是担心吃了盛寅的药,如果张氏真的是怀孕,孩子就保不住了,于是太子命人把盛寅先关起来,等见到药效以后再做定夺。盛寅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害怕,心想这下盛寅弄不好就要被分尸而死。还好,盛寅的诊断是对的,张氏用完药,瘀血排出来,月经也正常了。太子非常高兴,令红仗给盛寅开路,说给他压压惊,护送他回家,并大加赏赐。盛寅经过这一劫,虽然大难不死,但也受惊不小,太子继位后不久,盛寅就请求被派到南京太医院任职,以免日后再生是非。


三朝得宠,不被治罪反升职
  戴思恭算得上是明代杰出的一位御医,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医术确实高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皇上对他信任有加,使得他能够在宫廷内如鱼得水。
  戴思恭也是医户出身,从小深得家学,他和弟弟戴思温跟着父亲戴士尧还拜金元时期着名的医家朱震亨为师,戴思恭的聪慧好学也最受师父的赏识,终于得到师父的真传,学成后医术闻名江浙。明朝洪武年间被太医院推荐,从而被封为八品御医,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非常赏识他。
  朱元璋时,其子燕王朱棣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得了瘕证,就是寄生虫病,御医们用药治了很多次也不见效果,朱元璋叫来戴思恭,戴思恭诊过脉后,又问了用药的情况,接着他又问燕王平时都喜欢吃什么,燕王回答说:“就是特别喜欢吃生芹。”戴思恭听完了说,这下明白了,这是吃了不洁净的生芹引起的寄生虫病。戴思恭开了一剂药,燕王吃下去之后当晚就泻下很多寄生虫,病也就好了。
  后来戴思恭又治好了晋王的偏瘫,朱元璋非常高兴,但是没多久,晋王的病再次加重,御医们不及抢救就一命呜呼了,朱元璋十分气愤,把相关御医全都抓来,准备治罪。戴思恭出来请求说:“我上次为晋王治病时就跟皇上您说过,他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现在暂时治好了,但是一旦复发,可能就性命难保了,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是难免的,并不是御医不称职。”太祖朱元璋听后,也觉得有道理,就赦免了御医的死罪。
  公元1398年,朱元璋生了重病,他感觉自己恐怕快不行了,就下令把医官们都逮捕起来,惟独没有抓戴思恭,还安慰他说,你是医术高明而且心地善良的御医,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治你的罪。不久,太祖朱元璋病逝,明惠帝即位,许多御医都因此被治罪,而只有戴思恭逃过此劫,还被升做太医院使,戴思恭以他的医术仁心赢得了皇帝的心,也让自己在这样飘忽不定的御医生涯中能够站得稳脚跟。
  戴思恭侍奉了三朝皇帝,到七十八岁才告老还乡,不过皇上遇到疑难病证,还会召他回宫,由于他年事已高,还特意让他入宫看病时可不必行跪拜之礼。戴思恭八十二岁死的时候,明成祖还下旨来祭奠这位德高望重的御医。
  戴思恭的主要着作有《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老师朱震亨的《金匮钩玄》三卷。《证治要诀》中,主要是发展了老师朱震亨的学术思想,强调“重在养阴”的学术观点,把常见病按照病证进行治疗的办法进行分类,先论述病因,再指出病原,之后分析出属于哪种病证,并针对病证来说明治法,提出药方。
  而在《推求师意》一书中,他又发扬了老师的观点,把老师的一些说法加以补充和发挥。诸如朱震亨提到“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进一步补充:气属阳,动作火,扞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还说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热甚彰,其死甚暴。且人身之火各脏皆有。戴思恭对师父理论的发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戴思恭的《证治要诀类方》主要是把《证治要诀》中的各类病证所引用的诸方,分为汤、饮、丸、散、丹、膏六大类整理编纂而成的,对于临床应用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无心插柳却平步青云的御医
  由于明代医事制度的严格,加上皇帝的喜怒无常,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愿意进入宫中为皇上看病,吴杰就是这样一个御医,本来不想做御医,没料到做了御医后却一发不可收拾,飞黄腾达了起来。
  吴杰是江苏人,明弘治年间,因为医术高超被举荐到京师参加礼部的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礼部考试中得到一等评分,就可以进入宫中的御药房为皇帝治病,稍差一点的可以留在太医院工作,再差的就只能遣送回原籍了。吴杰在这次考试中高中一等,但是他觉得在御药房工作风险太大,好不容易考到京师来,如果在宫中工作失误,搞不好被遣返回乡,连行医的资格都没有了,不如在太医院里更为稳妥一些。于是他请求不要把他调入宫中,而是在太医院里供职,礼部尚书批准了他的请求。不过吴杰到太医院没有多久,因为医术精良,还是被派到了御药房。
  吴杰在宫中的确有出色的表现,明孝宗朱樘不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他,让他随时给自己诊病。吴杰还多次治好明武宗朱厚照的疾病。有一次,皇上咽喉痛,吴杰去看过,给皇上服了上清丸,一剂药就治好了。又有一天,皇上从外边打猎回来,过度劳累,突然口吐鲜血,吓坏了左右大臣,赶紧叫来吴杰看,吴杰给皇上服了一剂犀角汤,结果皇上就没事了。皇上的御马官得了腹痛症,吴杰看后开出理中汤,也是立见效果。皇上对吴杰每次诊治都能这么快就治愈非常满意,每次治好病都赏赐他,并给他升职。于是,吴杰很快从医士升到御医,做了3个月御医后又破格升为院判,3年之后又荣升院使,这种平步青云也是非常少见的,很多御医苦熬一辈子都很难达到这样的位置。
  吴杰出色的医术,不但让他升官发财,而且使他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吴杰非常善于诊脉,在用药方面也不拘泥于古方,而是根据实际的脉象来决定处方,因此能够对症下药,疗效就十分明显。
  明武宗要去南方巡视,吴杰认为皇上身体欠安,不宜远行,就劝阻他不要去,武宗执意要去,还生气地将吴杰赶出去。在南巡途中,果然不出吴杰所料,皇上病在了路上。吴杰赶到时,发现皇帝已经病危,当时的一位权臣心怀鬼胎,说皇上病重,想让皇上留在当地治疗,吴杰看到情况危急,对皇帝身边的太监说,现在皇帝病重,如果不赶紧赶回京城,一旦出了意外,我们可能都会招致死罪,在他的坚持下,太监们护送明武宗返回了京师,虽然回京后明武宗就驾崩了,不过朝臣们对当时吴杰的处理还是非常满意,并没有怪罪他。


救了皇上的命,吓死自己的命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这一年在紫禁城的宫中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宫廷事变——壬寅宫变。这次事变的主谋是十几名年轻的宫女,事发的当晚,明世宗朱厚璁正在爱妃曹氏宫中,当夜深人静时分,杨金英等宫女从外边走进来,杨金英先扑到床前,用绳子套住了嘉靖帝的脖子,其他宫女也都蜂拥而上,按住嘉靖帝,并使劲地扯紧绳子,慌乱之中,绳子被打成了死结,结果怎么也勒不紧嘉靖帝的脖子,加上嘉靖帝挣扎的声音传出去,宫女中有人开始害怕,其中一个宫女溜掉跑去告诉了皇后,皇后急忙叫人来解救,结果这几个企图弑君的宫女都没有逃脱,全部被抓了起来。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宫女们虽然没有勒死嘉靖帝,但是这么多人一气折腾,加上惊恐,嘉靖帝早就气绝昏倒过去,于是御医们都被叫来抢救,御医们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都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时的太医院院使许绅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去诊治,他知道皇上已经昏迷时间不短了,不用药性较强的药可能很难有挽救的机会,于是大胆下了重药,嘉靖帝吃完之后,过了七八个时辰终于呻吟出声,吐了好几口紫血。之后,再经过许绅一段时间的调治,嘉靖帝才慢慢康复。这次宫变具体的原因因为涉及宫廷隐私,历史上的记载很少,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嘉靖帝是个昏庸无度之君,他不理朝政,居然有二十多年都不上朝,但是他十分迷恋神仙丹药,不惜一切代价来炼制丹药,他多次下令召民间幼女入宫,这些宫女进宫后成为嘉靖帝炼制丹药的牺牲品,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摧残,宫女被逼发生宫变也是无奈之举。
  御医许绅把嘉靖帝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于是受到了嘉靖帝最高规格的奖赏,被封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官居一品,这在御医史上也是御医所受到的最高礼遇了,金银财宝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按理说这下可以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许绅经过此事后,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胆战心惊,久而久之,落下心病,经常神志恍惚,最后终于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病是因为这次事变生出来的,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果然不久,许绅就死了,死后还被赐谥号“恭僖”,并封他的儿子做了官。许绅之死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御医不管医术怎样,如果不能承受相当的心理压力,就很难生存下去。


一书写就针灸十大真经
  杨继洲在明嘉靖帝时成为御医,在万历年间也一直做太医院的医官。他行医四十多年,临症经验十分丰富,最擅长的就是针灸。杨继洲学习医学也是家传,他家里收藏了很多医学古籍,他一直都坚持不断地研读,最终自己也写就了一本《针灸大成》。
  这本《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代以前二十余本重要的针灸医学名着,并总结了杨继洲自己行医多年的经验,一共分为十卷,可以说卷卷都汇聚了针灸的真经。卷一讲的是针灸的源流。卷二是针灸辞赋,是总结各代针灸名家临症的技巧,将它们变成辞赋,便于记诵。卷三是针灸歌诀,也是将各种针灸经验加以提炼,其中的《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被历代针灸家所推崇。卷四汇集了各代名家包括他自己的针灸补泻法,对于针灸医家有着很实际的价值,杨继洲还提出了在一些重要部位禁针、禁灸的概念。卷五论述了针灸的几个主要穴位的用法和配穴的方法。卷六和卷七论述的是人体十四经脉和经穴,介绍了针刺部位的深浅、主治的病证等等,还对针灸和药物结合治疗做了论述。卷八为治疗部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病证运用针灸治疗的经验。卷九采取问答形式,讲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以及针灸治疗方法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杨继洲的医案总结。卷十主要介绍的是小儿推拿疗法。
  这部书总结了前代的针灸精华,并融入了杨继洲自己的实践心得,书中很多的观点都是有创新的。诸如提出了将按摩和针灸结合在一起,并通俗易懂地将按摩经验编成口诀,在临床上实用价值很高,稍有一些针灸常识的人都能通过这些口诀进行简单操作。在针灸补泻法的论述中,杨继洲还提出了自己总结的十二字手法、下手八法,烧火山、透天凉等数十种单式和复式补泻手法,这些招式看起来像武侠招数,其实对于针灸的医家来说,到今天也仍然十分形象生动,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杨继洲的贡献所在。
  在治疗方法上,针对不同的病证,他也提出了不同的针灸手法,治偏正头风痛,杨继洲认为,有痰者的针灸方法是“风池刺一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无痰者,则应该“合谷针至劳宫”。口眼歪斜者,则要“地仓针向颊车,颊车针向透地仓”。两眼红肿者,则以鱼尾针透鱼腰,还提出了节气灸的保健疗法。虽然是一部针灸的着作,但是在书中也提出了针灸、药物并重的思想,在杨继洲自己治疗的医案中,有以针灸为治疗手段的,也有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还有两者兼用的。对每个病证一般都会介绍两种以上的处方,一个是主方,另一个是备用方,因此他记录的三百多种病证,处方却达到了一千多个。


从古代秘籍中发现的灵感
  李时珍的名字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家也是四代行医,十几岁的时候曾一心想通过科举做官,但是屡屡失败,最终还是决定继承父业,学习医术,苦读十年之后,终于有所成就,开始随父亲一起出诊行医,医术日益长进。经常有当地的王府贵人请他去看病,有个富顺王的孙子有怪食癖,爱吃灯花,李时珍看过之后,知道是因为肚中有虫才引起的,用了驱虫药就把他治好了。后来恭王朱英俭把他请到王府内做了自家的专职医生,恭王的儿子得了暴厥症,也是李时珍把他抢救过来的,恭王在嘉靖年间向朝廷推荐了李时珍,李时珍得以进入太医院做了太医院院判。在太医院时候,李时珍有机会和宫中的名医们交流,了解了更多的药材种类,也积累了更多的临床实践经验。同时他得到很多机会阅读前代大量的医学秘籍,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但是他也越来越感到,这些书籍有很多欠缺之处,比较混乱,也缺乏整理,这样肯定是无法普及的。由此激发出他的灵感,要写一本更为全面、准确、实用的医学书籍,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做御医的时候一方面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拘泥于宫中,仅为少数皇亲贵族看病,加上着书需要很多实践的准备,所以李时珍在太医院仅仅干了一年,就辞掉了官职,全部精力投入到撰写《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的这部《本草纲目》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也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为此,他参考了各类古今书籍近千种,并且跋山涉水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前后花了二十七年的准备收集资料的时间,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最终才得以完成,写成这本书时李时珍已经年近七十。
  《本草纲目》一共有190余万字,52卷,收录了1892种药物,其中新增的药物包括植物药171种,动物药88种,矿物药59种,其他药56种,共计374种。书中还绘制了1109幅图,其中1031幅都是他亲自绘制的,还包含附方11096个。书中每药都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然后以集解、辨疑、正误,来详细介绍其土产形状,最后介绍气味、主治、附方等等。纲目分明,条理清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考证准确,论据充分,是比以前任何一部本草着作都更加系统、完整、准确的本草书籍。
  《本草纲目》有几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打破了前代按照药的上、中、下品来分类的原则,而是采用了根据药物的属性来进行分类的规则,这对药物学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在书中李时珍提倡科学用药,对于那些迷信仙丹的说法提出了批判,他认为那些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之说都是荒谬之谈,说“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在胃肠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另外,李时珍特别重视养生学,书中采集了不少养生保健的医方,载有服药健身长寿的案例数十例,有益肝补肾方、补脾方、健脾益胃药粥、保健药酒等等。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药学书,在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乃至天文、气象等许多领域,都有涉及,显示了李时珍极其深厚的知识底蕴。虽然《本草纲目》在李时珍死后三年才得以刊行,不过它的出版,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后不仅在全国流行,更在世界范围成为一部重要文献。
  李时珍还着有《濒湖医案》、《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着作,虽然李时珍做御医没有功成名就,但是确从做御医的经历中激发出一部创世巨作,在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药物宝典
  《本草品汇精要》是一部历经重重磨难的药物宝典。这部药典是明孝宗朱樘下诏编修的,最初是由太医院使刘文泰负责主持编写,刘文泰是个不学无术、一心想升官的贪心御医,他曾经多次行贿礼部尚书邱浚,希望能够从院判升到院使,后来遭到吏部尚书王恕的阻止,刘文泰听从邱浚的主使,设计诬陷王恕,最终王恕遭贬职,刘文泰的这种行为在朝野当中受到群臣的指责。
  明弘治年间,明孝宗下诏修订本草,为此还引发了翰林院和内阁与宦党和太医院之间的争夺主编权力的争夺,明孝宗最后又改任司礼监太监张瑜为首,太医院从院使到御医、医士,还包括宫廷画师共49人参与编修,编纂小组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纂修、验药等职位。《本草品汇精要》为了迎合明孝宗爱书画的喜好,所以参与编修的人员里加入了宫廷画师,制作时没有用当时已经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是由8位御用画师用他们的笔精心手绘出来的,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彩绘药物图典。两年之后,这部独一无二的药典完成后,这部书包括正文42卷,另有目录、序例1卷,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收录药品1815种,图文并茂,其中工笔彩绘图有1371幅。?明孝宗非常满意。不幸的是明孝宗不久后偶感风寒,被刘文泰等人盲目下药医治,结果竟然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张瑜、刘文泰等人都因此被关进大牢,刘文泰后来幸免于死,被遣返回乡。而刚刚由他们修订好的《本草品汇精要》虽然获得皇上的首肯,但没有谕旨批准发行,加之主编都被治罪,所以这部精美的医书也被列为禁书,没能刊行于世。直到清康熙时,有人发现了该书的定稿本,献给爱好医学的康熙帝,康熙立即诏命重抄摹绘,发行了康熙重绘本,至此这本书也算能够得以流传下来。此后,这本书不断被重抄摹绘,抄本多达十六种,并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还传到了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地。16种重绘本中只有4种是完整版本,而且都流失到了国外,由于药典的绘图精美,流传到国外,不谙中医的外国收藏家把它作为一种书画藏品,而它的医疗价值一直被忽略。20世纪30年代初,收藏在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御制本草品汇精要》开始被国人关注,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1世纪初与罗马方面达成了协议,获得了拍摄全部精装本的权利,并于2002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这部《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的全部36册精装本。经过500多年之后,这个举世瞩目的药典终于得以以真面目出现。


太医院里两对父子兵
  由于明代的医户制度,医术世袭还是明代医学流传的主要方式,龚信、龚廷贤两人就成为在太医院里任职的父子御医。
  父亲龚信因其医术在中原一带出名,被荐入太医院任职。他最大的贡献是着有一部《古今医鉴》的书籍,这是一本综合性医书,共8卷,书中采集各家经典学说,并加入自己的临床实践,分门别类地论述诸病证,不但对病源病理做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在方药上也非常广泛,很多民间验方都颇有价值。在书中首次记载了“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的症状、并发症、治疗方法与预后等,并和痘症作了鉴别。龚信的这本《古今医鉴》体现了他在医学理论及实践上的造诣,并且影响了他的儿子龚廷贤、龚廷器,孙子龚守国、龚守宁等,他们也同样在明代医学领域有突出业绩,特别是龚信之子龚廷贤,医术甚至超过了父亲,这对太医院里的父子兵,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龚廷贤自幼跟随父亲学医,并经常与名家共同研讨医术,他在各地行医,治疗了很多达官贵人的疾病,龚廷贤轻名禄,讲医德,一边认真研究医理,一边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他在中州大梁行医时,赶上那里瘟疫流行,当地的医生只是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并没有什么效果,而龚廷贤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每个病人实际情况来选择用药,结果救活了很多人。后来他到京师,被推荐进入太医院做吏目,后又升为御医。当时鲁王府的王妃得了病,派龚廷贤去看看,在龚廷贤精心治疗下,使鲁王妃得以治愈。鲁王拿出千金酬谢他,龚廷贤却不肯接受,只是提出希望将自己多年的医方整理成书,鲁王于是拿这笔酬金赞助他出书。龚廷贤所写的《鲁府禁方》,分为四卷,卷一为中风、伤寒、瘟疫等32类,卷二有鼓胀、水肿、积聚等35类,卷三分妇人、小儿等23类,卷四分痈疽、疔疮、救急等26类,书中也包括鲁王府内收藏的秘方。龚廷贤除了这部书之外,其他着述也颇丰。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万病回春》、《寿世保元》、《种杏仙方》等。《万病回春》有8卷,书中载有内科病证88种,妇科病证13种,儿科病证63种,外科病证22种,其中对于中风的论述非常出色,涉及中风的证候诊断、鉴别诊断、病因病理、证候特点、治法处方、预后预防等等。书中记录了很多龚廷贤亲自诊治的医案,比如,给刘尚书的夫人治疗妊娠呕吐,刘夫人怀孕后呕吐不止,饮食不下,心中烦躁,头晕目眩,其他医生都给他开出了调脾胃之药,如二陈汤、藿香正气散、保生汤之类,但是都没有效果,龚廷贤诊脉后,认为这是血虚气盛有火,如果不养血,火就不能降下来,火降不下来,呕吐就不能停,于是给她开了茯苓补心汤加姜汁,炒黄连、竹茹,刘夫人服了两剂就不再呕吐了。还有他治疗一位胃病病人,这个病人已经五十多岁,患病八年了,吃饭稍稍吃得多一点,就会胃脘胀痛,每次吃完,胀气从两肩下及胸,次至胃口,痛不可忍,必须叫人将手使劲地按压痛处,等到胀气顺出后,才不会疼痛了。龚廷贤给他治病时,这个病人已经被折磨得瘦如干柴,龚廷贤用神佑丸让他服用后,再用参苓白术散进行调理,才医好了他的胃痛。
  在明代太医院里还有另一对父子名医,就是薛铠、薛己。薛铠在弘治年间被征入太医院做医士,他精于儿科治疗,他主张治病要遵循五行生克之理,不必死板地按方施治。他写的《保婴撮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儿科专着。共有20卷,前10卷为论述婴儿出生护养法、儿科疾病诊法以及幼儿内科杂病的诊治,后来薛己还为父亲补充了很多医案。后10卷是论述幼儿外科、皮肤科、痘疹等病证的诊治。其中有很多观点都很有创新,比如他认为小儿破伤风是因为脐带传染,可以用烧断脐带的办法来防治。哺乳中的婴儿如果生病了,应该要调养哺乳的母亲,如果母亲病了,孩子吃过母乳,也会被传染生病。婴儿太小,如果生病,一般很难服药,薛铠建议让母亲来服药,药通过母亲的乳汁传至孩子体内,也同样达到给孩子治病的效果。
  薛铠在医学上的成就比起儿子还是较为逊色,薛己刚开始以疡医出名,是一个外科名医,后来又对内科也颇有研究,在明正德年间做了御医,5年后就提升为南京太医院的院判,后晋升为院使。他治病也有自己的独到观点,认为治病一定要先分析出正确的病因,治疗中也不是一成不变地选择古方,可以根据实际临证在古方中加减一两味,即采取辨证的治法,这样往往能收到奇效。薛己编着的医书非常多,有《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保婴粹要》、《外科心法》等等,由于他诊治的病人非常多,因此在书中记录了丰富的诊治医案,后世将他编写的书籍都以《薛氏医案》来命名出版,其中很多医案都非常经典。比如记录他在外科治疗上,记载治疗张通府耳患肿块案,张通府耳后发际处有一肿块,无头,肉色不变,按之微疼,开始薛己认为是痰结,后经过诊脉,认为不是痰结而是生疮,就以人参、白术、黄芪、当归、川芎、炙甘草做托里,少加金银花、白芷、桔梗以消毒,张通府喝降火化痰汤药,再外贴凉药,觉得寒冷彻脑,肿块处感觉特别热,头也更加沉重,饮食也减少,于是薛己又用四君子汤加藿香、炮干姜数剂,这回胃口渐渐好了,肿块出脓包开始形成,针刺破后,又用补剂调理一个多月,才治好。在女科治疗的医案中,还提到一个高龄产妇的问题,当时有位三十五岁高龄的女子生产,薛己预料到生产时一定会比较困难,于是就事先准备了加味芎归汤备用,那个女子生产时果真难产,于是赶紧服用薛己已经备好的催产的加味芎归汤,才得以顺利分娩。薛己的这些医案对于研究当时医学临床治疗意义非常大。
  这两对父子兵在明代御医行列也算是风光无限的人物,对于后世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视。


古墓再现尘封五百年的御医身世
  1993年,上海打浦桥出土了一具墓葬,墓葬中盖有“明故太医院御医东川顾君之柩”的锦罩,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见到一个御医的棺木,尽管在史载中很难找到这位御医的资料,不过细心的专家们还是从棺木出土的文物中,渐渐理清脉络,把这位顾氏御医的身世揭示出来,原来这个御医还是一位心理医生,也曾经在明史上留下美名。
  这位御医名叫顾定芳,顾家在上海是名门望族,顾定芳小时候体弱多病,但从小勤奋好学,起初他想通过科举成名,但是运气不佳,屡次不中,后来在家潜心研究医学,直到嘉靖十七年,终于有机会参加京师太医院的御医选拔,并被录用,从而当上了御医,这一当就是十四年。
  顾定芳在朝廷多年,亲眼目睹了朝中的尔虞我诈,对这些达官贵人的心理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于心理疾病的诸多看法。
  顾定芳认为斡旋在官场中钩心斗角的人需要具有超常的心理承受力,而多数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很容易导致疾病。官场中人经常会患有“热中”症状,这种热中病就是火气积压在腹部,很容易造成中风、抽搐等疾病,而且会形成“症结于中”,顾定芳所指的症结是各种囊肿、肿瘤疾病,这些病证都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影响到身体气血的变化,而导致疾病。今天我们同样也将心理压力作为导致肿瘤的一个因素来讲,而活在五百多年前的顾定芳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析确实非常可贵。
  顾定芳提出心理引发疾病的理论后,更加强调心理治疗,他认为“上治治心,中治治形,其下则不论于理矣”,也就是说治病需要从心理入手治疗才为最高境界,明世宗曾经召顾定芳来询问用药的事情,顾定芳在回答时,用药如用人,接着明世宗又问,那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顾定芳回答说是清心寡欲。简单的几个字,却是极具概括的经典总结。顾定芳在诊治心理疾病,采用跟患者面对面谈话的轻松方式,由于他精通儒家,在治病时还常常应用儒家的学说来给病人讲道理,开解病人,顾定芳的心理疗法在宫中十分出名。
  顾定芳晚年因患肺病辞职回乡,而他的长子顾从礼,因为修建上海古城墙而闻名,他的尸体被发掘后,至今还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中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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